“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初秋，坐在洱海边上，在大理古城开客栈的刘丽听着电影《心花路放》的主题曲，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北京人刘丽曾在首都打拼十年，如今来大理快四年了。在大理，像刘丽这样“逃离大城市”来定居的人越来越多，被称为“新大理人”。

　　1976年，美国学者波恩提出“逆城市化”的概念：大意是说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导致大城市人向小城镇、城市人向乡村流动。我国这个群体虽小，也被笼统称作“逃离北上广”——生活理念的多元、一定的经济积累、交通通讯物流的方便，让人口“反向迁徙”不再稀奇。大理等适合“诗意的栖居”之地，迎来了打算长居的“云归派”。

　　有人分析，“逃离”大城市有三种类型：逃避生活的人、寻找生活的人和创造生活的人。遭受打击寻求“治愈”者有之，“功成名就”觉得“生活在别处”，自由随性者有之，但最多的还是希冀着“创造新生活”的。刘丽说，开始新生活是“闯”，哪里是“逃”！

　　在大理古城人民路上走走，你会有眼花缭乱又新意不断的感觉：咖啡馆里各种精灵古怪让人眼前一亮，各具特色的客栈充满家的温暖，几家“独立书店”也会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其实，这背后是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的个性彰显，是一股子活泼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力量。来到这里，不只是消遣和消费，而是在努力创造——哪怕摆个地摊，能养活自己也是本事。

　　像大理一样，对于许多文化资源丰厚、环境优美又适合人居的欠发达地区来说，外来人口和文化的涌入，孕育着新的发展模式和“弯道超车”的机会。但对于“落后地区”的管理者而言，如何善待、善用外来人口带来的“红利”并非易事。

　　一方面，生态、文化和农业资源亟待“创意、科技和营销”的注入；另一方面，发展理念、视野视角、产业配套、制度环境等方面的“落差”，也让新来和旧有呈现出“两张皮”状态，本地资源和外来理念、资本“擦出火花”的空间很大。那些期待“弯道超车”的落后地区，更应创新制度管理，补足“短板”，打造宽松便利的创业环境和平台，让外来人公平地享受本地的优惠政策。其实，这种“超车”很可能是发展模式和路径上的，不是去比速度和总量，却更有示范价值。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一定的人口“反向流动”应属必然。“逃离”并非是逃避，对于离开大城市追求新生活者而言，从选择开客栈和咖啡馆，到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挥洒创意，诗意的将不仅是生活，还有事业，岂非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