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在长三角的首位度(主要以GDP衡量)，除了上世纪90年代早期“浦东开发开放”这一段时期有所上升以外，总体上是持续平缓下降的。

　　有分析人士认为，上海在长三角的地位都在下降，那么更不要说在全国了。然而，屠启宇认为，如果用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来看，这正显示了长三角这一整体系统更为成熟、更为完善，而没有一城独大。因为作为区域，也比较首位度的话，长三角在全国的首位度在上升。

　　全球城市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在整体上升的情况下，核心城市首位度不一定特别高。一个足够成熟的全球城市区域，实际上是整个区域意义上板块的提升;若全球城市区域的核心城市首位度高，反而说明其依存度大，也就可以说，该全球城市区域成熟度还不够。

　　“在区域层面上，京津冀的层级性相对还不够丰富，可以说，作为全球城市区域，其成熟度还不够高。”屠启宇表示。

　　成渝等地区是潜在的全球城市区域。而受访专家均认为，在中西部，整体的城市发育，基本上是一城独大但尚未到达“单个城市过大、需要功能疏解”的阶段，更别说到城市区域阶段了。包括成渝、中三角等地区，核心城市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承载能力，还在继续集聚的过程当中。

　　“中西部现在总体上处在首先还是核心城市能级提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还有一个持续。”屠启宇认为，“如果说我们做一些超前谋划的话，在中西部，还是要在区域尺度上把好框架，二三级城市要有一些框架性想法，为未来布局。”

　　中国“全球城市区域”面临挑战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功能性的一体化发展已经远远超前于制度性安排的一体化发展，换句话说，制度性的安排没有跟上现实的功能性的“跨界”，这是当前建设全球城市区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我们缺少自下而上的倡议，”韩笋生对记者表示，“我们现在听到了很多的顶层设计，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下面的声音，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没有很好的公众的参与，我们缺少这个信息，在规划的过程当中缺少底层公众的参与，一直到决策已经做完了之后，可能才听到了一些公众的声音。”

　　近沪区，包括江苏、浙江一部分，如昆山、嘉兴等地，实际上同上海的经济等联系，已经远远超出了与其行政所属省份城市的联系，无论是在经济生活，还是在社会生活等方面。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显然是市场推动的，而不是政府推动的，并由市场反推政府要进行一系列的协调。

　　屠启宇表示，现实的功能已经跨界了，但行政区划没有做出响应。当然，这并不是说谁吃掉谁，而是说可以进行协作，实质的协作，这种协作的层次可以很深、内容可以很多。跨界是一个好事，更是一个趋势，但关键是现在从硬件到软件的建设当中，包括在体制上，我们对于跨界适应性还不够，政府层面上没有对全球城市区域中的跨界做好充分的准备。当然政府有行动，但是做得还远远不够。

　　另外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缺乏全球城市区域级别的规划。受访专家认为，无论是正在形成的还是有潜力的全球城市区域，其中没有一个有一个系统性的规划。“没有从总体的框架来规划成一个全球的城市区域，没有考虑到它的基础设施，它的地域设施，还有其他一些，比如像住房、商业设施、服务，等等。”韩笋生说。

　　韩笋生还表示，对现有情况、现有状态的远景规划方面考虑不足。有一些城市非常全球化，更加发达，比其他的城市要远远城市化。事实上，我们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衡量，而现在在我们的全球讨论当中，这个是缺乏的。

　　不过，韩笋生也强调，应避免过度规划，“有的时候我们管它叫干预，或者是指导，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应该在一个非常宏观的层面上去进行规划。”韩笋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