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城市移民有一些可以察知的特征。其一，他们主要以年轻人为主，移居城市的年龄大多在10—25岁之间，且男性居多，因为城市需要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如果缺乏这些新鲜血液，城市将难以为继。根据巴尔代的估算，在年死亡率为44‰、出生率为35.2‰的鲁昂，若无移民补充，城市人口将迅速下降，7万居民在50年里下降到45000人，在100年里就会减少至28000人，千年之后仅剩10人。(15)其二，从移民来源方面说，他们中许多主要来自周边的农村地区，其数量占总移民数的2/3。但是，一些扩张中的城市和大都市，其移民的来源范围很广，布雷斯特的新来人口中，53.2%来自莱昂地区和科诺埃尔地区，来自布列塔尼其他地区的有19.8%，普罗旺斯3.5%，诺曼底3.1%，巴黎地区2.8%，另外外国人有1.6%。(16)南特的情形同样如此，它在16世纪保持人口增长，首先依靠附近的乡村和布列塔尼，还有普瓦图、诺曼底和直至奥尔良地区的卢瓦河流域，南特城里还居住着一些马赛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人数可观的西班牙人。(17)其三，从生活和职业上来说，近代早期的城市移民与中国当代城市农民工有某种相似之处，也就是同乡麇集在一起。如图卢兹和佩里格的挖土工几乎全部来自布列塔尼，罗讷河沿岸城市的船夫大多数来自罗讷河上游地区，面包师傅和屠宰匠，多数分别是布雷齐人和奥弗涅人。这些来自同一乡土且从事同一行业的移民，多半共同聚居在相同的街区。这种现象既是出于营生活动互助的实际需要，也有乡土联系和语言文化相通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最后，近代早期法国城市移民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人口流动有从乡村到城市，也有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18)以鲁昂为例，士绅阶层的外迁率是33%，远高于工匠的15%和非熟练工人的19%，且在艰难的17世纪比相对繁荣和平的18世纪要常见得多；按照出生地衡量，以出生在其他地方的男子为户主的家庭，外迁率是鲁昂本地男子为户主的家庭的两倍。(19)这表明，那些先前离开自己出生地的人，为寻求机会进一步迁移的可能性更高。

　　从时间节奏上加以考察，1500-1700年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是持续而稳定的过程。在短时段层面，由于饥荒、瘟疫、战争以及政治等因素等的介入，这个时期城市人口经常出现短暂的周期性波动，如1521年、1524年、1556年、1585-1586年、1628-1636年、1661年、1693-1694年、1709年瘟疫的流行，对法国城市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真正灾难性的。(20)而从长时段来看，我们则可以从中辨识出两个面貌特征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约从1480年到1560年的所谓“美好的16世纪”；二是约从1600年到路易十四时代结束的17世纪。

　　在“美好的16世纪”，法国各城市的人口经历了“爆炸性”增长。增长从15世纪中期开始，1470-1540年加速，直至宗教战争爆发前十年臻于顶峰。“15世纪下半期，到处都显露出引人注目的复兴迹象，随后十年里，复兴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里昂人口谷底出现在1446年，克雷皮—昂—瓦卢瓦为1450年；图尔人口从1450年开始回升，1470-1490年加速增长；迪耶普纳税户头从1452年的624户增加到1491年的1175户，飙升速度极快。(21)城市这波人口扩张持续百年，许多情况较好的城市，人口在此期间增加了2—3倍。16世纪中期，巴黎人口已超过40万；里昂人口从15世纪中的2万增长到16世纪初的4万，1550年则高达7万—8万人；鲁昂、波尔多和图卢兹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都有显著的增长。中等城市也经历了堪与相匹的迅猛发展。16世纪初至世纪末，南特居民从13000—15000人增长到22000—25000人，雷恩从12000人增长到22000人，圣马洛从3000人增长到9000人。小城市的人口曲线也大同小异，波尔—昂—布雷齐(Bourg-en-Bresse)1491年有670户，1525年变成1069户。(22)

　　但在16世纪的繁荣末期，危机就已露出端倪，人口的急剧膨胀显然让法国再次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拉杜里对16世纪朗格多克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开拓可耕地，“到1555-1558年左右，地中海沿岸朗格多克贫瘠林地的毁灭已是既成事实”。(23)1560年代之后，随着宗教战争(1562-1598年)爆发，真正的危机来临。内战期间，王国的人口从1560年的1620万减少到1600年的1370万。城市同样如此。曾经欣欣向荣的里昂，在内战前数年已出现严重的困难，接连出现商号和银号破产。宗教战争使形势更加险恶，城市商路遭到破坏，金融动荡，这种情况严重妨碍了城市的商业活动，大量商业活动关门歇业。(24)1550年里昂人口是58000人，1600年下降到32500人。17世纪初，法国城市经济重新恢复。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法国除经受瘟疫和饥荒的周期性侵袭外，还多次遭遇国内危机和国际战争，大多数城市人口涨幅微小，不少小城市的人口甚至有所减少。(25)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口的城市化率仍在提高。已有的欧洲城市化研究表明，“这个‘危机时代’也是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化最快速的净增长时代，城市发展尤其集中在行政首府、港口、新城镇和专门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业城市”。(26)

　　那么，1500-1700年，法国城市化何以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危机不断的17世纪，城市化为什么没有停滞或衰退，而是仍在进一步发展？欲解答这些问题，需要更进一步探究城市化背后的动力所在。简言之，在这两个世纪，法国社会一直存在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只是“美好的16世纪”与17世纪动力机制各自不同，故这两个时段中城市化的运动轨迹相异。

　　在“美好世纪”里，法国经济的复兴和人口的繁衍，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的强大推力。人口方面，“在‘16世纪’，更确切的说在1450-1560年间，法国人口的飞速增长不言自明”，20世纪后半期经济社会史和人口史通过对财政文献的研究表明，约从1450年开始，法兰西各地的纳税户数皆呈大幅增长的态势，(27)法兰西总人口在经历中世纪晚期漫长的危机后，呈现出爆发式的恢复，原先荒芜的土地和荒废的村庄重新被急剧增长的人口填满，乃至拉杜里用词语“犹如农庄里的老鼠”描绘朗格多克地区16世纪的人口爆炸。(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