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家级新区产城融合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是：

　　1、产业与城市缺乏合理统一的规划。经济（产业）、社会发展与城市总体规划间缺乏有机联系与协调；新区规模论证与交通、就业、用地和布局等相脱节；产业功能的差异性不显著；产业园区、商务区和居住区功能分离。

　　2、土地管理制度问题。居住、工业和商业三类用地价格悬殊，导致土地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土地用途管理细碎，不符合用地综合发展趋势；土地供应结构性宽松，且高耗费，不集约利用土地现象严重；城乡结合部占用大量土地，被低端利用；农村建设用地占用过大。

　　3、低密度发展模式阻碍了服务业及低碳化发展。各类新城都存在低密度模式，导致土地使用不集约，缺乏当地就业，对服务业需求不足，不利于形成服务业多元化发展；服务价格高，便利性不足；前往中心城区的消费模式则导致出行成本上升，交通拥堵，不利于低碳化发展。

　　4、新城的公共服务资源满足不了当地需求。现行财政体制使得公共服务不能随着人口迁移而分散化，导致新城区域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造成生活不便，运行成本高企，同时也无法支撑新兴产业和高端产业的发展。

　　5、新城建设与周边区域发展脱节。“外部资源+特殊政策+异地市场”的开发区模式，容易与周边区域发展脱节，且产业园区、开发区缺乏功能配套，难以成为推动区域整体发展的引擎。

　　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1、规划体系内在产城分割。规划体系，包括城乡规划、产业规划、土地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生态规划、园区规划等，在工作目标、功能要求、空间范畴、技术标准、运作机制等方面存在交叉和矛盾，工作机制衔接不畅，存在不同步、不同向现象。

　　2、行政干预介入微观运行。政府对产业、人口、资金、土地等的不当干预，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要素聚集及产业发展偏离最优路径，效率低下，债务与金融风险累积；公共服务集中在大城市，使得人口、产业过于向大城市集中，新城往往缺乏公共服务配套。

　　3、新城扩张缺乏制度、产业支撑与科学依据。土地、户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要素市场扭曲，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新城扩张缺乏制度与产业支撑。

　　我们建议采取以下改革和发展措施，积极解决产城融合问题。

　　1、改革土地用途管理和出让机制。改革土地用途管理，简化分类，将不同用途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作为主要考虑，更多地采用综合用地的办法，使不同用途和功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水平和垂直混合，推动土地高效配置、集约利用。减少工业用地、政府用地比重，优化用地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实施以公平补偿为核心的征地制度改革，按公平价格补偿农民，政府适当征税和扣除社保基金；将征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保体系；探索出租、转让、置换、赠与、继承、作价、入股等多种方式流转。

　　2、出台国家层面城市规划指导意见。由国家统筹，从长远考虑产业布局与城市发展的协调问题，出台城市规划整体指导意见；制定大都市圈或城市群规划意见；对缺乏产业支撑的新城新区予以限制；调整开发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规划，增强园区对产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打造布局融合、功能复合的新产业集群，推动与周边区域的互动。

　　3、提高城市密度，建设垂直城市。借鉴东京和香港模式，建设紧凑城市。在规划方面以核心产业为导向，围绕产业需求优化空间布局，在某区域和建筑群中集中生产、服务与居住等大量功能，减少通勤压力，实现城市效率与生活品质的共同提高。

　　4、推动都市圈或城市群产城融合。变革传统的规划层次，根据相互关系、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动态演化趋势等因素，合理分工，形成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一般城市匹配，资源互补、产业关联、梯度发展的多层次都市圈；加快推动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快速干线的无缝衔接和高效连通；推动跨区域社会保障制度的打通和公共服务的接轨。

　　我们还看到，两次国家级新区相对集中的推出，都是在经济增长下行的时期，使人们自然将其与刺激经济相联系。这不无道理。因为国家级新区具有国务院批准的相关特殊优惠政策和权限，所以会吸引一批投资项目落户。与此同时，优化产业布局和提升产业能级也将通过安排一批项目得以实现，而且，即便是“加法”和“减法”一起做，也肯定是“加法”大于“减法”，将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此，通过政府行政手段直接或间接安排项目推动增长可能产生的弊病，在设立国家级新区的过程中也完全可能出现。如何通过改革考核制度，防止和克服这些积弊，也是在设立国家级新区时必须考虑和破解的。

　　注：（截至2015年8月，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级新区共有14个，分别是：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浙江舟山群岛、甘肃兰州、广州南沙、陕西西咸、贵州贵安、青岛西海岸、大连金普、四川天府、湖南湘江、南京江北新区和福州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