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城市化与工业革命的互动中，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实现双重优化

　　英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 30年代末基本完成，持续70年的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让位给工业资本居于主导地位，经济思想也由重商主义国家干预转到“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调节，城市化与工业革命的互动实现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双重优化，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世，则为这种双重优化格局的繁荣持续演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许多新城市并不是在原有的封建城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工业村庄和工矿区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矿业资源丰富的城镇、工矿区，借助便捷的运河、港口、铁路的交通优势，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无家可归的农民产业工人，资源、区位、交通优势的组合优势形成经济集聚的强大能量，呼唤着一批工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英伦大地。城市的繁荣则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商品批发、运输业、仓储、旅店等商贸服务业，信贷业务也发展起来。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初步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在新型的工业区出现了象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伯明翰这样的大城市。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则为工业革命与城市化推波助澜，“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

　　（四）交通运输革命促进城市化发展

　　英国工业革命与城市化互动中的交通运输业革命促进了郊区城市化。1825年，英国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9世纪中叶，基本形成铁路运输网。在19世纪50年代，英格兰的大中城市都通了火车，大部分地方离火车站的距离已在10英里以内。汽车、运河、汽船、公路、公共汽车、铁路等把英国的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连成一片，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动，同时带动了许多相关的商贸服务业的发展:建筑业、邮政通讯、商业服务、教育科技、文化娱乐、金融保险等。1863年，伦敦开通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地铁的开通，使得生活居住地带与工作区的通勤距离更加缩短。

　　（五）“激进式推进”与以伦敦为节点城市的城市化发展

　　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区域是以伦敦成为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为据点展开的。早期英国城市化的区域移动路径是由东南向北部转移，工业革命首先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它对英国城市化进程由东南向北部的推进，反过来通过城市功能的“极化”与“扩散”，又进一步推动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关于英国城市化的“激进式推进”过程，著名的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认为:“城市发展并不是一个逐步的、渐近的过程，而是经历了许多不连续的步骤与阶段。今天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激增，与过去的城市发展全然是两回事。”

　　城市化中的社会问题治理。1760年－1851年，英国初步城市化完成期间，大量失业工人生活居住条件恶化，死亡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严重。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 “在伦敦，拥有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政府解决城市化中伴生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制定有关法规－设立专门机构－提供市场失灵领域的公共住房、就业与福利保障这样一条主线展开的。

　　（六）有利于城市化问题解决的法律制定

　　1875年英国第二次通过《公共卫生法》，建立了为贫困无助者提供居住和工作的济贫制度。1866年通过了《环境卫生法》；1909年，英国通过了第一部涉及住房和城市规划的法律(Housing Town Planning etc.ACT,1909)；1945年的《工业分布法》；1946年的《新城法》；1947年英国颁布了《城乡规划法》；1949年的《国家公园和乡村通道法》；1952年的《城镇发展法》。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调节必然经常导致失业与生产过剩，主张国家实行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中心，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城市化就业不足、住房不足、贫困等社会问题；1942年，“福利国家之父”的威廉·贝弗列奇发表《社会保险及关联服务》的报告，提出消除“贫穷、疾病、懒散、无知、肮脏”等社会问题，建立以医疗保健和国民教育为核心的全国性社会保险制度的主张。

　　这些经济思想与社会政策主张，受到长期处在城市化社会问题困扰的英国政府的赞许。1952年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更是推动政府拉开了第二次大规模治理城市化负面问题（城市病）的序幕。这一次英国主要利用法律法规推行“福利国家制度”，以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局限性给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不和谐。福利国家是指那些通过立法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英国把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看成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的重要职责，通过总的纲领和服务措施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供医疗服务;提供符合体面生活的住房；提供教育服务;即向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的社会保障。福利国家全面的社会保障要依赖一种“正式的城市体系”贯彻，这个“正式的城市体系”是指用于集体消费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由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组织机构和各种服务项目(集体消费部分)组成。包括土地、道路、下水道、饮用水、电、煤气等，也包括了规划、警察、消防、卫生、教育、住房等。提供这些服务和物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业，它们的运作对城市生活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战后，英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阶段，城市化的社会问题不可能完全靠市场力量来完善，“正式的城市体系”必须对城市化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方式就是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相应的组织机构的建立，在此基础上，通过财政、金融和产业措施提供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市场失灵的公共产品来消解城市化的负效应。

　　结语：英国城市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六方面基本特征，正可以对促进中国城市化提供有益的启示。如重视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建设、克服城市病的法律建设、重视农业和服务业现代化对城市化的促进、重视以超大城市为中心节点的城市圈发展，以及通过城市化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双重转型。回首中国城市化已经走过的道路，不难看出，在重视农业现代化以及依法治理城市病，从而促进城市化稳健发展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重视并创新更为有效的政策，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在其它几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则相对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