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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http://www.chla.com.cn 2015-09-16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陆铭 发表评论(0)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向往宁静、悠远、离群索居,另一种喜欢热闹、多样性、在人群中扎堆。前一种人,好比中国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好比美国的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看四季变换和蚂蚁争斗,思考“我为何生活”。后一种人,不用举例子,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此类。对于大多数人,世外桃源,瓦尔登湖,都只是个梦。

  在一个国家里,多少人生活在城市,多少人生活在大城市,本质上取决于上述两种类型的人的多少,这首先与性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职业。在农业社会,就算农民想住到城市里,也不可能每天在农田和酒肆之间来回奔波,城里没有就业。而到了现代社会,即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也已经超过90%。在现代经济里,越是富有的国家,知识(包括技术、信息和创意)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和别人的交往来传播知识。同时,也从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获得知识,从而更好地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换句话说,从前,生性再喜欢热闹的农民,都不得不居住在农村与土地为伴;现在,性格再内向的教授,也必须在最低限度上与人交流和开会。

  人的另一个天性,是喜欢多样性,而不喜欢单调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这样的多样性,而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样的消费服务。其中的道理在于,在一个有大量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者的市场上,每一个生产者都可以仅仅针对某一细分市场提供消费品和服务,而不需担心没有生意做,因为在大城市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费群体数量也足够多。这样专业化的结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使得人们在专业化的生产中不断积累经验,加强专业化程度。而专业化程度又反过来提升了生产者的竞争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品质。

  让我们来想想,什么是高房价?什么是城市病?给定土地和住房的数量,给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房价和城市病就是消费者获得大城市的生活所支付的代价。除了直接在购买消费品和服务时付的钱以外,人们还因为支付了大城市更高的房价,获得了接近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地理位置。

  在大城市内部,中心城区因为四通八达,是生活最为丰富的地段,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了和四面八方的人做生意,一定要抢占市中心的位置,挤出中心城区的居住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居住在大城市的市郊,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市郊和市中心之间来回奔波,本身也是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要接近工作地,就买更贵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够高,就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选什么样的生活,自己决定。

  大量的企业在大城市扎堆,特别是集聚在中心城区,是为了交流的便利。那么,有没有可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面的需求减少了?部分是有的。比如说,人们可以在家办公,通过远程通信方式与同事和客户打交道。人们要与朋友交流,可以打电话、发微信。但实际情况是,线下和线上交流两者不是“互替”而是“互补”的。比如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见过面的朋友,刚开始会与一个人在微信里交流,接下来就是面对面的讨论更有效率。

  线上的交流实际上会产生更多的线下交流的需求,信息技术只是节省了与某个特定朋友见面的次数,但却可能催生了与更多人见面的需要。更不用说,人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消费当中越来越多的比重是网络满足不了的,包括听音乐会、看演唱会和画展,包括所有体验经济,即使和朋友喝咖啡这样的消费也只有在特定的咖啡馆环境中进行。市中心不可替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老建筑和街道所带来的感觉。你坐在那里喝咖啡的时候付的钱只有少部分是咖啡的价格,绝大部分实际上是在购买那个“感觉”。人越有钱越会购买“感觉”,吃饭穿衣的需求都会趋于饱和,而体验经济的消费是不断提高的。

  一个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趋势是,“消费型城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正在成为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新增加的消费更加需要见面和体验。你将更多地去看话剧和电影,减少在家里看电视和碟片的时间。你也更加多地出席化装舞会、去健身房,更少在家里和朋友在网上聊天。如果我说的是错的,那么,你就不会看到那么多人愿意花很多的钱,在下班以后带着疲惫的身躯赶到商学院的课堂里去上课,而不是在网上看教授的视频。如果我说的是错的,你也就不会看到,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往大城市搬迁,并且还要花很贵的房租,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这些人并不傻,恰恰相反,他们是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

  在不久前我参加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加拿大的学者善意地提醒我们,不要天真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过程会终止。且不说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刚刚超过50%的阶段,即使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水平达到80%,人们仍然在不断向大城市集聚。一些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和多伦多——仍然在继续长大,而不是缩小。更重要的是,这些国际大都市的长大,不是因为外国移民的到来,而是因为他们在本国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在提高。更说明问题的现象出现在日本,日本的全国人口在下降,而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却在上升。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只需要看看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可以了。越是发达的国家,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越高。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仍然愿意居住在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核心区。

  因此,不要以为,在北京和上海现在出现的搬离市中心的趋势是长久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希望改善住房,通过住得远些,从而住得大一点,这是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的。但这种搬离大城市的趋势在上世纪的80年代的中期就已经在美国终结了。而在东京,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开始出现人们重新搬回中心城区的趋势。这里面的道理还是前面说过的,人们越来越需要住在市中心,来接近空气里弥漫着的知识、信息和技术。同时,也是为了享受市中心无法被替代的丰富生活。与此同时,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人们不愿意将时间花在路上。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公共政策吧。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城市扩张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拥挤和污染。但是人们往往看不到,在大城市所承受的拥挤和污染,恰恰是人们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付出的代价。十八届三中全会先说“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之后才说“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这个次序的先后是有含义的,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必须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去逆转这些规律。从这个角度来出发,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最多只能是在短期里作为应急措施。即便是这样的应急性的控制人口政策,也只能是适度缓解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不可能让特大城市的人口负增长。更不应该通过加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来增加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成本。从长期来看,正确的政策只能是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不断地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在不妨碍城市发展的情况下,缓解拥堵和污染的问题。而在当前经济不太景气的背景下,这样的投资才是拉动增长的有回报的投资。

  当然,在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这件事上,中国并不孤单。看看印度吧,这个人口大国长期以来也采取措施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把政府所能控制的产业往中小城市搬。结果呢?大城市还是在发展,只是他们的大城市发展的产业结构大量是信息技术等产业,这些产业吸纳农村移民的能力不强。结果就是,印度成为了“两个印度”,城市并没有充分发挥创造就业的功能,而落后的农村没有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成果。和中国一样,印度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它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

  可见,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没什么国际经验,即使有,也来自屈指可数的第三世界国家,说多了全是泪。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简·雅各布斯写下《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她的斗争对象就是当时追求低密度的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历史证明,简是对的,美国城市正在为低密度而支付昂贵的代价,也驱动人们重返高密度且更有活力的大城市。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背后只是两个大字——“人性”。陶渊明曾有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千百年来最好的诗,现代人何妨做这样的解读,偶尔厌倦了大城市的各种病,那就去用内心的安宁来治,“心远”即可,而未必是归隐山林,更不是把城市建得像农村一样。

  总之,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怕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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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da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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