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现代化变迁所促成的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而且是移动中的人口不能不从一种熟识的生活方式被动地进入一种陌生的生存方式，去接受生活环境的改变、人际关系的改变、交往方式的改变，以及话语的改变、观念的改变、习俗的改变、规则的改变。

　　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化已成为聚集了多重关注的题目。由于促成城市化的起因最初与中国的经济转型直接相关联，所以，城市化的筹划和推行常常是与预期中的经济效益连在一起的。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前期城市化所带来的大量农民移入城市，以这种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而致使中国广大农村脱离贫穷、走向富裕，并由此迈向现代化的已有事实而言，这样的预期既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然而，当我们将视线从经济上的成功转移到这个过程里的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和他们所经历的悲欢喜乐之际，又很容易看到城市化同时也在带来剧烈的震荡，其中尤其无法漠视的是，由相关调查所证实的，农村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城市，而且其趋势在十年之间明显增长；与此相类似的现象，还有农村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城市。这种异常出现于农村的留守人口之中，反映的是一种深深的迷茫。这些例子比较极端，因此数量应当是有限的。但如果以此为对比，来观察已经进入了城市的农村人口之难于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流动中失去稳定及这种状态所造成的家庭问题、生活问题，以及每年春节返乡的农民工潮在聚散离合中显出来的人情、亲情和乡情，则其中所包含的迷茫已经与大量人口连在一起，既改变了他们现在的生活，也改变着他们未来的生活，由此涉及的是一种广泛而漫长的社会变动。因此，在筹划和设计之外，城市化的内涵和影响便成了一个越来越被关注的问题。

　　中西城市之间的历史差异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本身的现代化转型中借鉴了许多西方的经验，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城市化。但如果追溯历史，中国的城市与西欧的城市其实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大的不同。“城市”一词中的“城”和“市”在古代的中国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墨子说：“城者,所以自守也。”所以，在古籍的记载里，“城”是围绕人群聚落修筑起来的环形城墙,是一种向外防御的建筑物，是地方政权为守卫而形成的人口聚集点。从而明显地带有军事政治性质。相比之下，管子所说的：“处商必就市井”，则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为其本来意义，而以“朝市”、“中市”和“夕市”为常态。由此不难看出，“城”是指城池，多为政治或军事要地；而“市”则是指交换买卖的场所，即商品交易之地。以此为源头，后来的中国一面有过因市而成城的演变，一面也有过因城而兼容市的演变，并在这种演变中形成城与市合一的趋向。但由于起源的历史留下久远的痕迹，秦汉以后的官府和军府常以城市为驻地。直到清代，稍具规模的城市都是省治、府治和县治之所在。因此，市的效能便不能不与城的效能共处一地，并居于后者之下。而官与商共同成为城市的主体，又决定了：除去数量有限的常住户之外，传统城市的人口会因个体官员和个体商人的流动性而常在变动不居之中。所以，在传统中国，相比于城市，农村从来都被认作是更加可居与宜居的地方。

　　欧洲的城市发展则显得极为不同。中世纪的欧洲就已出现了以商业文明为源头和基础的现代城市的雏形。其形成过程大体是这样的：古代城市没落之后，逐渐形成了以集市为基础的新居民区，包括商店、作坊、教堂和住宅，在其四周修建栅栏，或者盖起围墙，以防盗匪。现代西欧社会的城市最初就是由此而来的，之后，城市随社会变迁而变迁，逐渐形成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为地方市场需要而产生的城市，其经济活动与当地市场的供需情况紧密相连。第二种是主要生产和经营某种特定产品的城市，如纺织、武器、印刷、金属加工，其产品数量大，质量高，而且行销国际市场。第三种是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的城市，如热那亚、汉堡等城市，国际商道的变更往往决定了它们的兴替。这三类城市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处于交通发达的道路或市场中。随着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逐渐扩展，以及外来人口的聚集，慢慢形成了“城”。而“城”的出现，则主要为了对工商业活动进行管理，保障“市”的正常贸易的进行和发展。因此，它的经济意义远大于政治、军事意义。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城市之外的农村都是贵族领主管辖之下的庄园经济，其中的劳动人口大半处于人身依附的状态之中。而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社会，则以个体的自立和自主为根本条件，并因此在城市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封建制度下的自由人，及其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

　　由此可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西城市的由来和发展在路径上都有明显的不同。作为官治的所在地，中国城市的主宰始终在官家一方，而不是日常生活于其中的人。“城”的含义仍然在一直延续至中。而起源于商贸汇聚的西方城市，其关键字是“市”，从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人在其中的生产生活和常住久安。这种明显的差异会带来种种不同。而问题的这一方面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经验的时候，很容易流于外观上的模仿。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留意西方城市繁荣与发展的本质，在于他们更多追求的是如何营造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而不是单纯以一个城市的通衢宽阔和高楼林立为美。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许多古老城市的生活设施在使用许多年之后依然完好而耐用；而在中国城市大幅度扩张的过程里，与急速发展相伴而来的，则常常是建筑拔地而起的地方，留下的却是衣食住行之间的脱节。这种脱节所反映的，正是城市与人之间的轻重失衡，而由此走向极端，还会有因人迹稀少而被称作“鬼城”的“新城”。显然，这样的城市与人在其中的安居乐业，相距甚远。这是一种发展中的矛盾。但它们的存在又告诉我们，在筹划城市化的过程里，单纯以经济的预期为引导是不够的。若把城市当成以人为中心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则与之相对应，我们筹划中国的城市化便不能不引来自觉的人文意识。只有人文意识才能予一城市以人性、活力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