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城市化而引发的乡愁

　　与中西城市在形成之初就已存在的这种差异相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更明显，也更容易引出关注、思考和说法。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分离包含的既是差异，也是对立。而在20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城乡之间长久存在的对立迄今依然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极具影响力的主要矛盾之一。欧洲学者对城乡之间的这种关系曾有过深入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将乡村称为“通体社会”，而把城市称为“联组社会”。按照这种观点，前者表现为乡村具有实质上一致的目标，即共同利益，人们为此共同劳动，并以家庭和邻里作为纽带联结彼此；后者则更多地偏重于一种“机械的结合”，指的是城市生活因缺乏共同目标而导致的分离、个人主义，甚至互相敌对。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同，曾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差异和对立，而在19世纪西欧，城市化作为一个过程兴起之后，“通体社会”便被“联组社会”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乡村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也日渐没落。而历史地看，这种没落本身便表现了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在剧烈变迁中曾经有过的冲突。

　　与西方相似，近代中国也同样有过城乡之间的这种由差别演变为对立的过程。费孝通先生曾以其长期研究的乡土中国为视野，叙述传统中国的城乡差异演变为近代中国的城乡对立：“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他所说的“礼俗社会”是指乡村社会，而“法理社会”是指城市社会，前者属于熟人社会，后者属于陌生人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相比于西方学者论述城市的发展历史，以及农村社会在这种发展里的零落多以理性分析为特征，费孝通先生的笔下显然对乡土社会抱有更多的温情，从而对处于城乡之间由差别到对立的农村社会抱有更多的同情的理解。因此，相比于把城市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待，这些论述同时又使我们能够深入地领悟：由现代化变迁所促成的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而且是移动中的人口不能不从一种熟识的生活方式被动地进入一种陌生的生存方式，去接受生活环境的改变、人际关系的改变、交往方式的改变，以及话语、观念、习俗、规则的改变。在今天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扩大的城市化过程中，费孝通先生在几十年前说过的这些话，以及这些话里的温情、同情和理解，都是提示和提醒，使我们在关注城市的建筑、道路、设施、管理的同时，又不能不面对这些从一种生活轨道移到了另一种生活轨道的人们，在两种轨道之间必须经历的人生艰难和心路迷茫。艰难和迷茫，常常是新的东西还没有得到，旧的东西已经舍去，在得失之间心底里唤出的留恋。这种留恋又会因为当下中国城市化的大幅度和高速度被放大。所以，在时隔多年之后，“乡愁”一词一经重提，便引出了人心中深深的共鸣和长久的回响。这种乡愁因城市化而引发，因此，在今天的中国筹划城市化，乡愁便成了绕不过去的内容。

　　久居城市的人也在怀念自己记忆中的历史和生活

　　城市化之所以引发乡愁，是因为随城市化而来的生活环境、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以及话语、观念、习俗和规则的改变，归根结底都是在改变传统的过程中改变了人的实际归属和内心的归属感。这种改变是现代化带来的，因此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每一个被卷到里面的人又是被动的，从而常常是身不由己的。

　　人口从农村移向城市，其实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归属，但他们对于城市的归属，却只能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建立起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进入了城市的农村劳动人口虽已成为城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城市里原有的居民相比，他们中大部分人又并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民。而由这种区别所带来的居住、户籍、就业、医疗、社保以及子女就学等等困难，便都会成为个人归属于城市的困难。与此相似的，还有为大城市吸引而来，但又只能日复一日地常在游离状态之中的各类毕业生。其中的典型，便是集聚于北京，被称作“北漂”的人群。而以“漂”为特征，正说明他们虽聚居于城市，却并不归属于城市。两者都是身在城市之中的人，然而，城市对于他们又是归属和情感上的异乡。人在这种状态之中，便常常会回望故乡，本质上是一种不知道自己的根应当系在哪里的迷惘。

　　但作为与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文化现象的乡愁，其包含的内容还不仅限于此。几千年来，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村社会，在儒学思想和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常以“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为”为人与人之间的当然之理。梁启超说，由此产生的“精神深入人心，影响于我国国民性非细也”。而传统留给我们的这一方面，决定了历史上的中国农村和欧洲庄园制度下农村的不同，前者更多人际之间的“患难相恤”。这种“相友”、“相助”因深入人心，又被带到近代早期的中国城市中，化为北京胡同中和上海里弄里习以为常的邻里之情，在一个大范围的陌生人世界中形成小范围内的熟人世界，用这种方式保存和延续这一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传统。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场规划之下的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在这场城市化已经展开和正在实现的地方，城市化常常容易变成一个规划之下拆掉和再造的过程，一个过度“破旧立新”的建筑过程，一个被片面西化和物化了的过程。因此，随城市化而来的，一面是久居一地的人口因城市化不断的扩大而在空间上迁移；一面是胡同的消失、里弄的消失、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旧建筑的消失。前者使一代一代传承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和“相友”、“相助”之情断裂于熟人社会的四散之际；后者使一代一代的少年记忆、青年记忆、人生记忆和历史记忆所附着的地理环境，在建筑拆除和重建中发生剧烈的变化，并常常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是熟悉的城市变成了陌生的城市。虽然这个过程会使城市变得更宏伟富丽，但其中太多的外国元素，又使人感到这种宏伟富丽并不属于自己。因此，久居城市的人也会在怀念自己记忆中的历史和生活时，因无从追觅而产生乡愁。

　　这两种乡愁都说明，我们的城市化始终面对着人。因此，城市的发展，应当是一个使人安居乐业的过程，一个延续历史、文化、传统和人间温情的过程。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