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约有一亿的人口在跨省流动。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其中有一半以上集中在省外流动人口数量居前10位的城市，这中间又有二分之一集中在省外流动人口数量居前4位的上海、北京、深圳、东莞。

　　自十八大之后，建设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多方共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0月10日，在浙江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城镇化创新发展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论坛上，国务院参事、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对《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表示，大城市和小城镇应该有分工，既要有横向分工，又要有纵向分工。

　　他认为，以前只注重了纵向分工，在全球化时代，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交易成本是最低的，跟世界一流城市相比才有竞争力。到了一般城市，像杭州，是为整个区域服务的，到了小城镇，是为周边三农服务的，这些纵向分工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能忘了还要有横向分工。

　　以小城镇的产业、独特的文化传承、独特的城市风貌的延续作为独特性融入到全球，融入到城市群周边。仇保兴说，“在横向分工上有大量的余地可以去做。”

　　大城市开发要有机疏散

　　2014年3月，城镇化的顶层设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公布。仇保兴说，在编制规划一、二稿时，收到很多文章建议“中国走以大城市为主的城镇化”，并列举了节约土地、大幅提高人均GDP、促进科技创新等优势，但随后将课题做细以后，发现这个观点是一个危险的陷阱。原因在于，超级大规模的城市有一种自动的吸收人口的机制，会引发恶性循环。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2.6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数量为8587万。目前，全国约有一亿的人口在跨省流动。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其中有一半以上集中在省外流动人口数量居前10位的城市，这中间又有二分之一集中在省外流动人口数量居前4位的上海、北京、深圳、东莞。

　　这导致的严重恶果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常头疼”的交通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工作地与居住地的分离，导致了非常严重的中短途交通。仇保兴表示，北京十多年前的规划根本没有考虑到工作岗位的问题。

　　当然，这不是中国所独有的问题，欧盟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芬兰规划学家沙里宁为此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英法的大伦敦、大巴黎的新城规划，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这是一种疏散大城市人口比较理想的新城开发模式。

　　仇保兴认为，“在我国，这一类大城市的疏散早该开始，但是我们不仅认识得晚，而且对新城的成长机制始终心存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