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是世界各国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现今没有哪个城市可以完全杜绝城市病的困扰，也没有哪个城市可以保证未来可以彻底根治城市病。目前、北京的城市病日益严重，有着城乡关系方面的深刻原因。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之间的脱节是城市病的重要诱因：这种脱节所产生的城乡结合部是城市病的典型标本。城市病的治理除了常规经济技术手段，还需向农村和郊区借力。不良的城乡关系会加剧城市病的程度，因此城市病的治理需要城乡统筹思维，加快城乡结合部改造，促进失地农民就业。

　　关键词： 城市病，城乡关系，城乡结合部，城市化进程

　　“城市病”一词来源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是指当时英国城市人口因工业革命而迅速增加，导致人口过度稠密，居住环境恶劣，自然资源和公共基础设施短缺等问题。英国经济史学家哈蒙德夫妇将19世纪英国的严重“城市病”称为“迈达斯灾祸”[1]。时至今日，城市病是世界各国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现今没有哪个城市可以完全杜绝城市病的困扰，也没有哪个城市可以保证未来可以彻底根治城市病。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问题，城市问题不断出现和解决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城市发展进步的过程[2]。实际上，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便是为了应对各种城市问题而不断展开和发展的[3]。由于各国的城市化水平、发展阶段等的差异，其城市病的病征及轻重缓急并不相同，其城市病所经历的历史变化和演化进程也各异，由此其具体城市病表象之后的深层次原因也需个案分析。

　　一、北京的城市病

　　2014年5月，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发布《机遇之都》研究报告，从十个维度对全球30个具有影响力的大城市“打分”。北京在经济影响力和区域门户城市指标上都排名第二，均引领亚洲，但居于伦敦之后。报告显示，在经济总量和经济影响力方面，北京已跃入世界城市的第一方阵。但报告同时显示，在成本、宜商环境、健康、安全和治安以及人口结构和宜居性等维度北京排名靠后，面临诸多挑战。这一报告从侧面印证了北京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影响力，但同时健康、宜居及治安等方面的较后排名也让我们从中窥见了北京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影子。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交通、国际交往中心，同时也是无冕的全国经济中心之一。其对全国发挥强的辐射力的同时，由于巨大的发展势差，其对人口、资金、资源的吸引和消耗也与日俱增。2013年末，北京城市常住人口超过了2114.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5.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人。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北京的住房、交通、医疗、环境、水资源等均不堪重负。北京已经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城市病。目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已不足100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0，相当于世界水平的1/40，人均水资源禀赋还不如地处沙漠地带的北非地区和地处中东的以色列。人多水少，北京水资源的消耗水平已迫近供给极限点。由于城市面积随人口膨胀不断扩大，加之小轿车快速进入家庭，道路及公共交通设施虽快速发展但仍赶不上需求的增长，北京交通患上了肠梗阻。DTZ戴德梁行的报告指出，北京员工上下班往返时间居全国之首，平均时间为1.32小时。北京的城市病日益严重，正逐渐影响到城市功能的发挥并日益降低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

　　二、城市病与城乡关系的关联性

　　发达国家的城市病经过多年治理已趋好转，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病普遍要重于发达国家。这个现象的潜台词中包含了多种内容，如城市治理理念存在差异、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经济技术手段之间有差距、城乡关系和城市化水平也存在不同。城市病一般具有多因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的城市病治理和研究，其切入点多是城市管理、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这些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治理城市病时均要面临的课题，也是治理城市病时需要瞄准的重要靶点。但这也导致我们在审视自身面临的城市病时，从城乡关系角度剖析稍显不足。

　　而事实上，在我国从城乡关系角度探讨城市病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有着户籍制度等的制约，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仍实现世界罕见的城市化速度。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城乡间互动频繁，城乡关系不断调整。从1993年至2003年的10年间，我国的城市化率从28%提高至40%，至2014年更已突破50%。按照这一发展速度，2035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75%。中国只用了英国的一半时间、美国和法国的三分之一时间走完了同样的城市化进程[4]。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是浓缩型的城市化[5]，这也意味着它留给城市管理当局和其他相关者更少的时间去处理城市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去协调城乡关系，从而导致城市病更集中地爆发。现存各种形态的“城市病”，很多“病”都可以在城乡关系上找到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