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与城市病

　　城市化也被称为城镇化，是农业人口、产业活动及空间地域转化为非农业的进程，是传统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向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预言，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6]。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现实及未来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它和城市病的发生发展亦关系密切。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40%～60%时，将进入一个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因此，放在中国的尺度下观察北京的城市病问题，需要关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一特定维度。我们关注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病的关系，是为了把握好城市化的节奏，使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建立在城乡有序互动的基础之上。

　　很多人认为城市病是由于人口过快涌入城市造成的。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相比之下，我们更应关注“虚假”的城市化，或者说人的城市化的滞后所带来的城市病问题。城乡关系不协调容易引发种种矛盾，增加了城市病的发生概率。比如由于户籍、土地等体制长期僵化难以理顺，导致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低于空间城市化水平。与这种现象相关联的后果之一，是城市行政主体在未充分考虑城乡人口和资源统筹的情况下，有意或无意地将农民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造成了一个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的边缘化群体－－农民工群体和城市中的失地农民群体。

　　以北京近郊及城乡结合部农村为例，由于城市摊大饼地发展，不断将周边农村地区纳入城市建成区版图，又由于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排斥农民自主的城市化进程，导致郊区农民只有当土地被征用时，才有可能“被”城市化，被动裹挟进城市化进程。但现实中这二者往往又是脱节的，很多农村集体的土地被征占殆尽，往往只剩下宅基地或者道路、林地等难以利用的土地，不足以供养剩余的农民。农民为生存计，只能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具有区位优势的宅基地建房出租，通过瓦片经济谋求生计。这种生计方式又与巨量的外来进城农民工等群体的居住需求形成呼应并相互强化，于是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大中城市，遍布众多城中村，形成片状的非城非乡、既城又乡的城乡结合部地区。这类地区的普遍特点是人口稠密且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倒挂，公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公共卫生及治安问题突出，环境污染严重。可以视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城市病。

　　同样，对于非户籍外来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后代，许多人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中，却难以逾越户籍门槛真正融入城市。大量农民进城而无法融入城市，这种滞后的城市化，或者说不完全的城市化，既是现有体制下城乡统筹中难以攻克的痼疾，也是加剧城市病的重要诱因。因户籍限制，那些进入城市而无法融入城市的农民及异地户籍流动人口，往往无法享受到同户籍城市人口相同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此类人群所面临的劣化的公共服务和短缺的服务设施，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城市病的构成部分。

　　（二）城乡结合部－－城市病典型标本

　　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汇集了城市病的各种病征，可以说是城市病的典型标本。城乡结合部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是城市人口激增的主要承载地区。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市城乡结合部聚集了全部流动人口的83.5%；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表明，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量比例高达85%。由此城乡结合部成为城乡关系与城市病之间因果链条中的关键节点。由于迅速涌入的人口，导致住房紧张，不良的居住环境下催生出“蚁族”“鼠族”的概念；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进一步恶化了不良的居住环境，同时导致公共卫生问题和市容环境恶劣；人口的高流动性还加重了社会治安的压力。凡此种种，使城乡结合部成为病因缘于城乡关系的城市病的典型标本。

　　北京环境改善的压力异常艰巨，而环境治理难度最大的区域往往就坐落在城乡结合部地区。据北京市水环境调查显示，北京市河道污染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优于Ⅲ类和劣V类的各占40%以上，城乡结合部成为水污染的重灾区，绝大部分河道为劣V类。城乡结合部由于人口快速聚集，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成为污水无序排放的重灾区。除了生活污水随意直排入河，城乡结合部部分企业还偷排污水。据统计城乡结合部，特别是五环以外的城乡结合部流域污水处理率仅为41%，远低于全市83%的平均水平，是全市污水处理的“洼地”[7]。

　　北京咳（Beijing Cough），是一种流行于外国人士中的说法，即一些外国人到北京即出现一些呼吸道症状，当离开北京回国后又恢复正常。这一方面是由于北京干燥的气候，另一方面也侧面提示北京不佳的空气质量。虽然这并非医学概念，但2013年这种说法竟已经被写入了国外的旅游指南。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相关人士表示：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大的小锅炉的治理难度很大，一则环保监察力量有限，而中小企业较多，容易反弹，二则这些小锅炉多处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管理滞后。在生活污染方面，对空气污染较重的露天烧烤在城乡结合部也较为普遍。

　　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的二元体制也不利于城乡结合部地区城市病的治理。相对于北京的城市建成区，位于近郊或嵌入各城市建成区内的城乡结合部的治理和管理面临很多困境，它既是北京城市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北京城乡统筹的重点和难点。城乡结合部的城市管理基本上处于缺位状态，其管理主体往往不是城市管理行政当局，而是当地的行政村。公共卫生、绿化等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也大都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鉴于各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实力良莠不齐，且无激励向外来人口也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因此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城市环境及基础设施供给和维护往往处于低水平，加剧了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