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城市群规划之前，中国的区域规划，就已经有冒进的势头。

　　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数十个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自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发轫，至海西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横琴岛总体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图们江，黄河三角洲，乃至到今年的鄱阳湖，皖江，海南国际旅游岛，乃至最近的新疆、西藏振兴，成渝经济区等，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

　　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与“先富带动后富”相对应的是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凡三十年，中国已历沧桑巨变，实现了狂飙突起式的崛起，亦凸现了一些初具实力的经济区域，如早年的珠江三角，长江三角;而在这些区域，也崛起了代表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北上广深。特别是珠三角的崛起，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腾飞。

　　从7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前，出台的国家性发展战略非常有限，而近几年却突然如天女散花般，到处飞舞。大跃进式的区域规划，将对中国未来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逐步确立，其时间跨度大，空间距离亦广阔。

　　如，以行政性区域振兴计划而言，从深圳在70年代末设立特区，到90年代初的浦东开放，以及到21世纪之后的天津滨海新区，中间间隔均有十余年，这样，每一个国家战略，中央政府都可集中全国物力财力，进行重点投入，并且在可以有针对性研究一些优惠政策。

　　如，深圳特区更多获得政策创新支持，而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则获得了力量的财政支持，以及中央企业的倾斜。以自由式区域发展规划而言，珠三角战略，长三角战略，更是跨度巨大，并且经过了长期的积累与磨合。

　　由于优势的集中，以及开发周期的漫长，中国前期的国家级区域规划，最后都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30年前是将优惠政策和资源向沿海地区倾斜，这种优惠是特殊的，定向的，集中的;而一下出台数十个城市群战略，则更象是天女散花，各个城市群雨露均沾，均难以获得特殊照顾。而这种大面积的“优惠政策”，使各自的优势抵消，只有相对意义没有绝对意义。

　　欲成大器，必有相当的耐心，而相关部门却对国家性的区域发展规划，几年的时间基本扫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足见发展之急迫，但是，却并不一定完全符合现实。要实现长久发展，必须兼备远见与毅力。

　　为长久计，国家还是需要确定战略重点，从局部突破，再逐步推进。比如，下步重点扶持中部城市，国家已确认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不再批城市用地，在东部大城市未来注重提高内涵与质量的同时，中部广大的中等城市，其实仍有扩张空间。

　　天女散花式的国家规划，有其天生的局限。而从集中优势，到分散优势，从有限区域到全国普惠，造成了的重复竞争，亦致使一些地方面临对于资源、政策、发展的更为剧烈的竞争。

　　本次的城市群战略规划，基本每个省都有份，实际上这些规划中，只有少数是国家真正规划，而多数则是一些省市自行规划，然后跑步前进，最后通过运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几个每个省份都有“国家战略”，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在有些地方之间，造成了短兵相接式的竞争。

　　如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之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亦于2010年1月12日通过。

　　虽然这两个国家级规划，一个被冠以承接产业转移之名，一个被冠以生态经济之名，但是，由于其地理上过于接近，而在功能与使命方面，有部分重叠，必然导致安徽与江西未来的剧烈竞争。

　　特别是在在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中，安徽的皖江城市带与江西东部的上饶等区域，存在最为直接的竞争关系。

　　未来，这种直接的空间、地理竞争，将是恶性竞争的肇源。在城市群系列中，环鄱阳湖城市群，就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演变，而江淮城市群，则在皖江城市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

　　在32个城市群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直接竞争对手。如在第一个层级的城市群中，长江中游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未来将争夺中部崛起的龙头。在建的系列城市群，如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等，这几个城市群产业结构类似，在争夺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将成为直接竞争对手。

　　而在潜在城市群中，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将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近年来，湖北和河南，均表示自己是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均要成为中部崛起的龙头，不仅其核心区的中三角与中原经济区成为竞争对手，连涉及到其边缘崛起的大别山振兴计划，亦将成为直接竞争对手，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谁先成为国家战略，关系到湖北与河南崛起的中谁可得到更多国家扶持。

　　中国的同质化竞争，微处是产业同质化，而在宏观方面，则是城市乃至城市群发展的同质化。众多发展程度类似，地域相近，资源禀赋类似的地方同时构建城市群，同时上升为国家战略，奉行类似的发展战略，或者会适得其反，造成内耗。

　　为避免同质化竞争，一是需在规划的时候，就确立重点，二是，建立跨区域的协调机制非常重要，尤其是鄂豫城市群这种跨省经济区，更需协调。此外，产业的协同与错位竞争，非常重要。

　　然而，城市群规划存在严重的拉郎配，充数字的弊端。

　　在有关城市群的各项指标中，首要的一项是人口密度，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在1957年提出，城市群人口应在2500万人以上，国内则有学者提出2000万人的标准;如果以此为标准，则中国的32个城市群中，有一半将不达标。

　　其次是经济密度，国内有学者认为，城市群的济密度大于每平方公里500万元，，由此，中国的多数在建城市群，以及潜在城市群，将不够格。

　　尤其是一些西部城市群，如兰州城市群，银川城市群，拉萨城市群等，是典型的地广人稀，单位产出低下，是否适合建成城市群，值得疑问。

　　其三是核心城市与外界的密切联系，以及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交通网络。在7个潜在城市群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

　　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本来是振兴大别山区的重要抓手，一直以来，中部崛起不能形成合力，根源就在于在中部崛起的最中部地区，亦是鄂豫皖三省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塌陷，而这一塌陷的形成，很大原因，就在于交通不畅，而这一大短板，在短期内很难弥补，两大城市群的出笼，太过理想主义。

　　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目前还处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阶段，尚且未能完成崛起，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的设立，似为时过早。

　　不仅国家规划32个城市群过多，各个地方亦在国家城市群的规划带动下，推出了省内城市群计划，如山东提出“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打造南承沪宁、北联京津、东接半岛、西启黄河中上游的枢纽型城市群。黑龙江亦要打造以牡丹江和佳木斯为两极，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为支撑的东部城市群。

　　城市群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绝不可拔苗助长。等相关城市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等硬件，以及管理水平等软件兼备，方才可逐步形成城市群。

　　去行政化预迫在眉睫。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既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同时，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亦很大，实行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模式，与西方的强市场弱政府模式不一样。

　　在城市群的形成过程中，市场与权力的两大力量，亦是交替出现。珠三角与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级，大家公认是市场经济造就了这种奇迹，但是，如果改革开放之初，国家不选择珠三角作为改革突破口，亦很难说当下珠三角就可以率先崛起。

　　在当下的城市群中，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产业不协同，国家对于不同城市群的扶持力度的差异等，均与权力干预有关。

　　关于谁是中国经济的第四级，湖北与重庆，河南争夺激烈。湖北捆绑长江中游城市群，向国家申请，恳请明确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定位，而重庆则捆绑四川，推出成渝城市群，一个直辖市和一个大省组合，河南则联合河北，安徽部分城市，将中原城市群进行扩容。到底谁可率先胜出?

　　目前，国家方面并明确的表态，这是一个好事，一旦表态，就会出现倾力扶持一个地方，而忽视其他地方的局面。

　　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崛起，争议不大，但是，京津冀的崛起，却争议巨大，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北京和继起的天津滨海新区，得到了国家太多的扶助，而这对其他地方是不公平的。用国家巨大财力砸出来的繁荣，和自我生长，具有造血功能的繁荣，有本质的区别。

　　未来的城市群，急需打破权力主导的体系，让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