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镇化需提高超大城市管理能力

　　记者：现在对于像北京这种超大城市未来的发展，各方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这一次放开落户，也不包括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未来它们的发展趋势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徐林：北京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叫超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口管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并没有很好的经验和做法。如果我们横向比较，世界上很多超大城市，它并没有出现像北京或上海出现的某些问题。为什么？这说明我在管理超大城市方面的能力还存在不足。按照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超大城市的要素配置效率，肯定比中小城市更高，对土地的集约使用程度也要高得多。像香港人口密度那么高的地方，那么小的空间，管理效率要比我们高得多，所以并没有出现北京等超大城市出现的问题。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等方面，我们有很大提升的潜力和空间。

　　如果采取人为的限制人口流动、控制人口规模的行政管制措施，可能会有利于实现人口控制目标，但最大的问题是扭曲资源的配置，会降低人力资源效率。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在控制人口时，只要高端人才不要低端人口，但一个城市的就业市场，它需要各个层次的劳动力。市场需要什么，就让什么进来，这是最好的，不然一定会导致某类劳动力短缺，并导致居民生活成本的扭曲性提高。

　　改变公共资源配置布局 推动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

　　记者：相比大城市超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的教育、医疗、就业等配套服务还有一定的差距，尽管落户政策放开，但是在吸引人才落户方面，地方政府还应该做哪些工作？

　　徐林：这个问题涉及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现在对转移人口有吸引力的主要是大城市以上的城市，总体上城市越小越没有吸引力。这是因为城市越小，一是就业机会少，二是城市小，公共服务水平也差一些。这一现象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可能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是行政权力主导的，而权力的中心一般都在大城市以上的城市。所以，我认为政府如果真想推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就应该通过公共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引导更多优质公共服务配置到中小城市，吸引企业向中小城市布局，最终推动人口向中小城市聚集。现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就是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改变，来实现人口从北京向京津冀地区的卫星城和中小城市分流。

　　资源型城市转型需改变营商环境

　　记者：在中国还有许多资源型城市，它们现在也处于痛苦的转型过程当中，这些城市以后怎么发展呢？

　　徐林：城市转型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有的是资源枯竭型的，有的是传统产业比重过高不得不转型。总的说来，所有城市转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都会花很长时间。现在东北地区，原来的产业结构过于传统偏重，现在处在经济周期的变化过程中，面临市场空间的压缩，所以没有市场机会，短期内也看不出来会有更好的机会，所以转型的压力特别大。要实现这种转型，必须有新的替代产业。对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转型，不仅仅是一个多投入的问题，最需要的是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形成对各种创业创新活动的吸引力，对民营资本的吸引力，对替代产业的吸引力，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转型，可能更多是一个体制机制问题。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难度更大，从国外的经验看，有的资源型城市转型会经历几十年的时间，一些资源型城市随着资源枯竭可能不得不减少人口，缩小城市规模，甚至经历城市的衰败。

　　中国更需要长期债务融资工具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记者：1月22号，克强总理表示，要鼓励地方利用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设立城镇化发展基金。怎么理解这一政策？这个基金主要用来做什么？

　　徐林：目前国内城镇化发展基金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股权基金模式，这种模式就是用于城镇化领域的一些企业的股权投资。另外还有一种基金的模式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或是投贷结合的融资模式。

　　基金的模式只是解决城镇化融资中的一个具体做法，但我个人认为，更重要是要为城市化各种各样的项目，提供与项目融资需求相匹配的融资服务。在中国更需要的，还是基础设施融资服务。从金融体系看，我们的长期债务融资工具不足，这使得很多城市建设项目不得不采用短债长用的融资模式。短债长用带来的主要问题是流动性风险，因为大量长期的基础设施项目，现金流分布期限很长，每年的现金流不多，有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如果有一个长期的融资安排，每年只需要付息，不需要还本，随着时间推移和现金流的增多，未来再还本就会比较从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