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推广街区制、小区不再建围墙的话题在坊间持续发酵。建街区后，安全与物权如何保障？街区制住宅将呈现怎样的居住模样？公众关切的问题，引发规划师们开启了专业化思考。

　　封闭小区之困

　　什么是街区？省城市交通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工程师王树盛说，它是按日常活动步行可接受距离进行空间组织，形成单个街区，街区之间通过机动化交通衔接构成整个城市。通俗地说，街区的特征是，基本生活都能通过步行解决，无论去学校、去超市还是日常活动等，平均只需步行5分钟左右，通达度强。

　　20世纪50年代，以北京为主从当时的苏联引进了“围合式组团空间形成的住宅街坊”，后因受意识形态影响，没有得到推广。单位大院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市场开放后，已失去了存在可能。1986年-1990年，全国开展“城市住宅小区试点”“小康住宅示范小区”项目，居住小区成为住区规划设计的主导形式，但当时对封闭的要求并不强烈。直至1990年后，专业化的物业公司出现，小区开始走向封闭。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居住区开发由开发商主导，景观设计、物业管理等方面成为房产卖点，小区封闭化，与城市的关系走向隔离。

　　王树盛剖析封闭小区之困，他算了一笔账：即使居住小区人口按1万人、人均占地面积16平方米计算，占地面积可达16公顷，尺度约400米×400米，这个密度的路网几乎将步行扼杀，不用说更大的小区比比皆是。同时为了容纳机动车出行，只能依赖加大道路宽度，形成“大间距、宽马路”的道路网。“大间距、宽马路”与“小间距、窄马路”相比，前者在机动车流量小的情况下，运行速度更快，但随着流量增加会迅速降低；后者随流量增加，运行速度相对稳定，可以保证在预期的时间送达目的地，这才是城市生产生活更为需要的。多余的汽车交通带来的土地消耗、能源消耗、废气排放等方面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了。

　　封闭小区尽力维护局部的利益，漠视与外部城市空间关系，街道仅承担运输通道功能，生活功能枯萎。

　　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助理规划师蒋新亮也认为，长期以来，“高墙大院”造成城市“断头路”增多，交通“毛细血管”不畅，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市机动车拥堵，且导致阶层分化、街道文化丧失等问题，这已是城市发展“痼疾”。开放小区意味着城市小尺度街区内部渗透性更高，更便于营造城市生活圈，将更加宜居。

　　城市需要“街道眼”

　　“不破不立”，蒋新亮直言，社会进步的主流价值观应该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纵观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文明是从原始部落一个封闭的环境经过不断迁徙、交流才不断繁荣。往往每一次的开放交流，都能带来文化融合，一种文化在另一种地域的繁衍生息，促进文明的进步。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1000年前，‘里坊制’被打破，逐步转向‘街巷制’的所谓‘中世纪城市革命’。”省规划设计研究院助理规划师陈昭的介绍，唐代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典范，其基本格局就是一个个的“里坊”。“里坊”就是一里见方的街坊（唐代1里415米），一个普通的里坊尺度和当前居住区的尺度大致相当。里坊的首要特征是“高墙”围合的内部空间，开东西南北四门，设置里正、吏、门士等专职管理人员，内部有十字型的主要路网和次级路网进一步划分空间，根据实际需要安排住宅。然而，在商业发展的驱动下，里坊的高墙最终被拆掉，随后形成了《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街巷制格局。

　　王树盛充分理解小区开放带来的安全担忧，“只能说凡事有利必有弊。但在1990年前开放式的小区并没有引发这一担忧。另外，欧美城市规划非常注重空间的安全设计，即犯罪预防式环境设计，并认为居住与商业、学校等混合土地使用的街区空间处于建筑的‘监视’下，每晚居住建筑上闪耀的灯光就像一只只建筑的眼睛，也称‘街道眼’， 会对犯罪行为起到震慑作用”。

　　“国内各地热衷建新城，夜晚行走新城，绿化很好，道路很宽，却黑乎乎的，内心害怕，就是因为人都到住宅楼里去了，缺少街坊守望相助的‘街道眼’。”

　　蒋新亮认为，开放小区造成的卫生、安全、权属、居住环境等问题，未来也可以通过信息、通信和技术的发展，采用技术手段规避。开发商及设计师在新的小区设计过程中也会充分考虑。

　　开放也须考量民意

　　围墙该不该拆？怎么拆？都因涉及产权问题而从一个技术问题转变为利益博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说，在《意见》讨论阶段，不少人就对“打开已建成小区”表达了担忧，老百姓的回应要引起重视，在下一步推进中做得更细致周密。小区涉及共有物权，所以策略应是先新区、后老区，在这个过程中相关问题必须有效解决，才会推动。

　　陈昭说，“南京汉口路拓宽事件”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为改善鼓楼区南北向交通设施的不足，南京市动议实施汉口路拓宽工程，这条路是南大的“半内部道路”，机动车较少以慢行为主，其拓宽将导致“拆校门”并带来交通环境、步行状况的恶化，由此遭到师生激烈反对并未能实行。这一事件中，增加道路与保护步行环境、保护历史风貌，都有其诉求上的合理性，也包含了对既有产权的坚定捍卫，如果“拆墙”扩大化，必然会导致越来越多类似的产权冲突和博弈，所以，街区制要施行，也需要相应细致的、能形成共识的标准出台。

　　一旦围墙真的被拆掉，空间的私有产权就变成一种公共的产权，当私权转化为公权时，应当怎么做才是公平合理的？这显然也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开放社区的是与非终需时间来检验，任何一项政策‘使若利于民，民必效之；若不利于民，即使依法强行，也不能长久’，政策的后续效果仍需拭目以待。”蒋新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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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回应“小区开放”:

　　尚需立法实现法治化“目前这一意见属于党和国家政策的层面，涉及包括业主在内的有关主体的权益保障问题，还有一个通过立法实现法治化的过程。作为人民法院，我们将密切关注，并积极应对。”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程新文在23日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新闻发布会上，对社会关注的“小区开放”问题进行了回应。

　　程新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封闭住宅小区是农耕时代的产物，现在已经处于21世纪工业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新时代，推进现代化城市建设需要有新的理念和探索。“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物和有关资源效益的最大化，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与时俱进的城市发展理念，符合当今世界的潮流和发展趋势，对于推进城市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程新文表示，作为司法机关，对由此可能涉及的相关主体的权益的影响、协调和保护，法院将加强调研、及时研判，并进一步加强对下指导力度，积极协调有关方面妥善地处理好相关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