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经济学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城乡建设与规划，工程技术则一直是传统城乡规划的根基。今天我们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应该回归“人”这一本体。因此，指导城乡发展的不再仅仅是工程和经济的思维，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生活品质、多样性与创新以及吸引力和魅力，所有这些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都需要立足于“人”这个复杂、多元群体的贡献。

　　社会融合、身份认同、邻里交往、人口流动、养老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等城市社会学话题，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特色、生态空间等城乡建设与规划课题，在城乡发展研究与政策领域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其共同关注的核心是社会公平、社会交流、社会和谐、社会凝聚力等体现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的各个方面。

　　看几个当前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现象，我们就可以理解一座城市的宜居性不是单纯依靠绿地率、停车位、日照间距、配套设施等指标、标准和规范就可以衡量的。比如，那些没有居民的历史保护街区、无人活动的城市大广场、开业一年就频频倒闭的新建商业街、入驻率不足三成的商品房小区以及建成五年以上还无法投入使用的社区商业设施等，它们在有形的指标上，可能都很完美，但引不来人流，聚不拢人气。可见，造成一些城市生活品质丢失的原因，不仅仅是物质空间和服务设施的问题，还在于城市空间资源分配和占用的社会公平问题。过去一段时间很多城市推进旧城改造，绝大多数带来了破坏城市遗产、解体社区结构、加剧居住隔离、城市个性丧失等诸多问题，城市成为了资本逐利的市场，城市形象也因此丧失了地域特性和文化意义。另一侧面是，一些地方为了推进新区拓展往往将老城区甚至乡镇的优质公共资源掏空搬迁到新区，比如好学校、好医院、文化体育场馆等，老城和乡村的衰退也就成了必然。虽然人人都同意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彻底改善了我们的物质环境，但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几十年、几代人甚至是用更长的时间才形成的社会关系和城市遗产，而这正是维系城市灵魂与活力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记忆。

　　从本质上看，城市化这一翻天覆地的过程是通过对原有空间资源的重新分配来实现的。而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城市规划建设中我们只看到了“物”，而忽略了“人”，只从经济学和工程学的角度去审视城市，而缺乏对城市空间社会属性的尊重和对空间资源分配强有力的公共价值导向。城市空间只有具有社会属性，才有活力，才能吸引人，人们才会觉得住得舒适。社会属性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空间的多种用途。混合土地使用和多功能建筑非常必要，平时是商业街广场，到了周末就变成社区，可以是学校开运动会的场所、社区自办文体活动、开跳蚤市场的场所，到了节假日，又可以变成节日活动场所等。比如，空间的社交功能。宜不宜居，要看在这里能得到多少社会资本。居民对这个社区有没有信任度，有没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彼此有没有互惠性，能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等，否则即使有更好的停车、更好的绿化，宜居性也会缺失很多。纽约提出培育文化社交空间，发展新型社区。所谓新型社区，强调功能混合、人口结构混合、产业多样性，为各种人的相互交流创造更好的条件，进而促进创新和创意产业的发展。又比如，建筑和产权的多样化。在特定街区、地块中保留不同年代、不同产权人的建筑组合，保留了不同的产权人，可能就保留了功能，也就保留了里面社会的结构，城市各组成部分间原有的有机关系也就进而得以延续。再比如，历史文化环境。每个城市都有它自身发展的文脉，表现在城市空间和景观上就是城市发展的时间痕迹，体现为城市肌理的识别性和独特性，这才是每个城市自己的特征。人们由此体验一座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最后获得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就当下我国城市发展的状况来说，城市想要发展得更好，就应该逐渐把城市空间资源分配的公共价值导向确立起来，努力实现城市发展中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城市的历史与未来的和谐。

　　对城市规划和建设项目开展社会影响评估，是保障城市空间资源的公共价值在再分配过程中不受损害的一项政策性措施。规划与建设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将可以使我们避免或缓解城乡建设在文化、遗产、环境、经济方面的社会风险，正确判断城市空间的公共价值。另外，应坚持开门做规划，社会做监督。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城乡规划和建设所涉及到的所有利益攸关者相应的知情权、提议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将真正的社区参与纳入到城乡规划和城乡治理的体系和程序中来。（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