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域旅游为旅游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

　　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产业支撑，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选择什么产业作为区域内的支柱性产业，是新型城镇化面对的最大难题，这已成为一种共识。旅游业虽然对城镇的景观、人口、地域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巨大影响。但是，旅游是否能够作为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之一呢？

　　据国家信息中心旅游规划研究中心课题组2015年7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2014两年旅游产业对GDP直接贡献都超过7%，旅游产业对GDP综合贡献都超过10%；旅游产业间接带动增加值超过15000亿元，对GDP增长拉动点数在1%左右，对GDP增长率贡献超过10%；在间接带动各产业中，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最大，其次是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其中交通运输、住宿、旅游购物、餐饮等四个行业对旅游业增加值贡献近90%。

　　此外，根据国际旅游规律，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就会步入成熟的度假旅游经济，休闲需求和消费能力显著增强。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67.67万亿元，人均约合8016美元。但中国每年人均出游才2.89次，离发达国家居民的8次以上还有很大差距。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曾经大胆预测，2020年，中国人均GDP有望突破1万美元，旅游消费的需求将呈现爆发式增长。

　　尽管如此，中国的旅游业，经历了粗犷的增长之后，仍处于较为基础的状态。最为明显之处，是狭隘的景点经济。四五年前，初次去水乡乌镇，从桐乡火车站乘坐乡村巴士，沿途所见，是毫无特色的城乡景观，几乎所有游客忽略桐乡城区直奔古镇，“轻轻的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乌镇尚且如此，类似情况在其他旅游城市则更甚。景区与非景区，无论从建筑特色、公共服务，都是一墙之隔两重天，在偏远乡村地区，则尤为明显。景点旅游相对单一的经济模式，产业链条相对简单，在产业延伸、促进就业、当地人的增收、生活品质提升方面，作用仍然有限。

　　方塘智库认为，传统的、围墙式的景点旅游模式，正遭受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随着旅游次数和人口的快速增长，景区在承载游客、提供服务上越来越困难。而且，旅游的方式也已发生变革，人们早已不满足于观光式的旅游，而更渴望获得身心休闲，或像当地人一样体验在地之文化。

　　在 文旅新时代里，旅游的范畴大大超越景区，旅游的服务、管理的功能，也必须超出景区扩展到城市乃至更大的区域。“青岛大虾”事件发生在非景区的街道里，但其负面影响最终却由整个城市的旅游品牌折损来背负，鲜明地说明了全域旅游、全域旅游服务、全域旅游管理等，已成必然的趋势。

　　旅游产业能否真正成为一个地方的产业支撑和发展引擎，必须从现在的景点旅游模式转变为全域旅游模式。通过产业整合及集聚，形成一个泛旅游产业集群。泛旅游产业的综合性、关联度、产业链，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旅游业的范围，广泛涉及并交叉渗透到许多相关行业和产业中。

　　全域旅游中如何突显旅游产业的中心地位，如何形成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以开发共享的姿态，去推动产业群落化的发展，既是全域旅游战略成败的重要问题，也是旅游城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奏效的重要问题。

　　谁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村人向城市居民的身份转变。人的城镇化则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外来人口的本地化，一是本地农村人口的就地融合。

　　旅游推动城镇化主要有两种模式，其一是传统的制造业为中心的城市，因旅游产业的发展，而产生新的业态。这一转变，必然吸引部分外来从业者，城市原本的人口结构面临调整。此心安处是吾乡，外来从业者是否在当地找到归属感，取决于地区的公共服务是否均等化、文化是否排外、管理者是否营造了安居乐业的环境。

　　旅游城镇化的另一种模式，即原本为农村的地方，因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逐渐与城市均等化。在直接或者间接得力于旅游发展以后，越来越多的本地人，从务农转向从事服务业。这一转变对他们的职业理念、技能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包括对互联网技术的掌握、对先进服务业理念的了解等。如果不能让本地人共享旅游产业的红利，无疑与旅游城镇化的初衷相悖。

　　另一方面，在本地人口的就地融合中，也包括农村社会观念、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转变。以厕所为例，在不少乡村地区，当地人世代所习惯的厕所，在游客眼中却是“脏乱差”。去年，旅游和相关部门甚至掀起了一场“厕所革命”。

　　李金早对媒体表示：“中国景区的厕所革命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海外媒体纷纷报道。比尔·盖茨基金会还主动与我们联系，愿为我西部地区厕所建设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如厕问题，便反映出城乡之间人的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与冲突。因此，精神层面的转换过程，将更为漫长而艰难。

　　相比拆迁造城而言，造“家园”无疑更具挑战，这不仅考验政府的管理智慧和能力，更考验着新型城镇化的人文情怀，这是个需要全社会参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