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绝不是单向地把农民推到城里去，而应是双向的，让文化力量重返乡村

　　笔者：谈到经营城市，我们近年来一直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

　　王澍：这需要有一个大的文化眼光来考虑这个问题。大家现在都说，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最大希望是城市化，未来5到10年内还将有3亿农民进城。城市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要对文化的问题和国家综合发展的问题有基本的思考。

　　中国如果做到50%的城市化，那就意味着有7亿城市人口。现在整个欧盟才5亿人，美国才3亿人，也就是说我们会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了。

　　笔者：所以您反而强调农村问题很重要。

　　王澍：为什么说农村问题重要？因为从资源保护的角度来说，农村是重要的储备，是巨大的蓄水池，整个城市的发展要靠农村建设来平衡，否则的话，整个资源都被破坏掉了。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那么点耕地，被房地产占掉了那么多，农业产量还要不断地提高，那就只能靠农药、靠化肥、靠转基因，靠所有大家不能接受的手段来实现了。

　　这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农业。我去欧洲旅行，他们已经实现现代化了，但他们的田野与乡村保护得如此美丽。我们什么时候做到现代化了，乡村也很优美，那将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

　　笔者：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课题。

　　王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吧。人们猜测我获奖后在做些什么，其实我现在最感兴趣、最想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大家猜测的那些，而是乡村保护。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课题，也没办法一下子解决。乡村的文化消失得极快，我非常着急。

　　如果我们失去了过去，我们是没有未来的。我现在带着学生们，做着大量的乡村调查。到目前为止，我们做了200多个村落的深度调查。

　　越调查我越着急——我们整个意识形态上对乡村是不重视的，虽然我们现在嘴巴上会说一些保护，但实际上做得非常少，最多搞几个村子的旅游，农家乐。

　　乡村文化的保护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是摸清“家底”：一个县里还剩几个村，几个村是完整的，几个村是剩一半的，几个是剩三分之一的，还有些什么东西……做到像户口调查一样，哪个村里有多少栋建筑，每一栋都要有照片，有价值的建筑都要做测绘。再深入下去，就是做社会调查，人口状况、经济模式等等，都要做调查。做一件事情之前，先要对这件事情了解清楚。我觉得这是最朴素的，也是最起码的工作。

　　笔者：现在看来，您所说的乡村保护还不止于建筑保护。

　　王澍：保护农村，还要保护传统乡村中的那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生活状态，这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如果不是那些传统的东西，我们怎么可以想像中国14亿人口能挤在一处，彼此忍受？这是传统文化的作用。

　　因为传统文化中有一套人们高密度地生活在一起、还能保持和谐的礼仪和处理群体关系的方式，有一种让人平和的心态。在遥远的乡村，你可以看到在那么贫穷的状态下，人们坐在自家门口，向着你微笑。他没有因为贫穷就变成了强盗、罪犯，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教育资源、文化人都被吸引到城里去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文化人是储存在乡村的，宰相、大臣退休了，常常会回到乡村当老师。中国传统的乡村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个农村，它是文化很深厚的地方，甚至比城市更深厚。

　　在中国的传统中，城市是追名逐利、暂时去一下的地方，是商人呆的地方，中国人真正的理想生活不在城市里。今天我们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也好，关于生态发展的讨论也好，你会突然发现，中国社会的传统几乎就是全世界讨论的未来。这就是重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如何让文化力量重返乡村，如何让乡村拥有高质量的教育水平，这些都是当下需要探讨的。

　　城市化绝对不是单向地把农民推到城里去，真正的城市化应该是双向的，应该有大量的文化人到乡村去。所以我首先动用自己学院的力量，我们甚至在筹办一系列的乡土学院，让我们的老师、学生下到农村，给农村干部上课，给农民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