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社会地域生产力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古代城市主要是军事和政治中心，但随着社会大分工促进城乡分离，或“因城而市”，或“因市而城”，城市开始成为经济中心。工业革命则使城市发生了根本变化，工厂的大量出现与集中，使城市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市政、金融、商业和交通等领域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的经济地位。城市是生产要素的集聚中心，是生产、交换和消费中心，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城市通过发挥集散功能，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聚集和扩散各种经济要素；就城市集聚来说，英国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K.J.Button）把城市集聚经济利益分为本地市场规模、生产费用节省、人口限度标准、熟练劳动力汇集、交通运输经济、企业家集中、融资的便利性、自由交流思想、刺激革新、集中提供设施等十大类。信息和互联网革命，由进一步促使城市经济结构成为过物流、能流、信息流、价值流和人口流的循环运动，相互联系，相互沟通，并组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

　　城市是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以其经济活力带动整个地域的经济发展，而当处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20国集团的GDP总量已占全球GDP的85％，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80%以上，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2/3，主要源于现代城市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和强劲动力。从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套开城镇化工作会议，到2014年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又到2015年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国也越来越重视城市在带动经济发展、促进转型升级、解决民生问题等诸多方面的作用。G20峰会协商机制的落脚点在于城市经济适应国际政治经济的高速变化，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消费结构的升级能力、基础结构的供给能力、科技的创新能力、劳动力素质的优化能力和生产关系结构的自我变革能力。

　　城市议题的共通性是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基础

　　建构国际话语权，“在议题选择与界定环节，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一是选择那些既与本身利益密切相关，又能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二是设法将选择的议题界定为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议题，或将一个纯粹的技术议题上升为政治或伦理问题。”[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构的主要动力，城市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谓“既与本身利益密切相关，又能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