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分析方法

　　本文选用能客观综合评价的熵权TOPSIS法来对自然、经济、社会系统的各指标数据进行总体评价，同时结合省域生态文明对于系统间实现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构建协调度模型进行协调度评价，最后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将TOPSIS法得到的评价结果与协调度结果结合，作为最终评价结果。

　　本文借鉴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与耦合度函数来建立协调度模型，协调度模型如下：

　　式中：Ki表示是第i个省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协调性。Ki?[0,1]且Ki越大则表示协调性越好。

　　协调度在某些情况下很难反映出系统间的真实情况。例如，三个系统得分均低的省份和三个系统得分均很高的省份，其协调度得分可能是一样的，但总体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因此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更加全面的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情况。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式中：Zi即是第i个省用熵权TOPSIS法进行的总得分与协调度模型测算的系统之间的协调性的乘积。Zi?[0,1]，Zi值越大则表示该省（市、自治区）的生态省建设总体水平越好。

　　4、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空间格局演变

　　图1:中国各省耦合协调度及聚类分区图

　　从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变化来看，耦合协调度高值省份较稳定的分布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2000-2007年的建设过程中，东部地区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较为显著，2007年耦合协调度的高值均在东部地区，分别为北京、天津、江苏、上海、广东。2008-2013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也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影响深远。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中、西部的持续开发，东部地区的经济系统优势变小，自然系统建设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加大，2013年耦合协调度的高值省份与2000年一样，为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青海，有区别的是，北京、天津、上海耦合协调度高的原因在于社会系统得分占据绝对优势，而经济系统贡献不像2000年那样突出；低值省份减少，新疆、安徽、江西不再是低值省份，安徽、江西主要是由于在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建设上进步较大，新疆各系统进步较小，但得益于经济、社会系统的进步使得协调度提升，其他省份在经济系统优势弱化也使得新疆的自然系统贡献加大。整体上，经济新常态下中西部的耦合协调度在2008-2013年得到提升。（图1）

　　5、总结

　　研究显示：①我国自然系统的建设相对缓慢，生态文明整体格局的变化主要受其他系统的影响；②高水平协调发展的省份极为缺乏，协调度高的省份总体水平普遍不高；③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给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重大影响，经济系统的促进作用变弱，自然和社会系统的作用得到加强。

　　本文原载于《经济地理》2016年第4期，受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0ZD&016）、上海市科委科技支撑计划“崇明生态岛建设指标体系的优化研究”（13231203400）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