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城市特色中，不可忽视的是城邑文化。”刘庆平认为，3500年前，武汉的城邑文化就在盘龙城起步，而后数次因商业发展在全国领先。

　　刘庆平称，从考古发现来看，盘龙遗址规模庞大，城内分布着宫殿建筑群，城外围绕着手工作坊、民居点和小型墓地。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精美的商代青铜器。灿烂的青铜文化，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完备的城邑形态和功能，使盘龙城成为中国早期南方经济地理中心。

　　随后，商业发展让“大汉口”“汉正街”一度是武汉作为商业城市最为鲜明的标识，20世纪初，武汉又由内陆商镇转型为国际商埠，“九省通衢”、“九省之会”自此成为武汉代称。

　　刘庆平提醒道，武汉丰富的红色文化、知音文化、问津文化、书院文化等也需要在规划中加以考虑。

　　张笃勤认为，采取“区域观”、“发展观”和“包容观”的视角来研究武汉的历史文化保护很有创新性。武汉的历史文化特色很难概括，这次研究可以使这一特色逐步清晰。商埠文化和工业文化对现代人影响深刻，但仅此概括是不准确的，荆楚文化包含面过大，似乎武汉很难装下。准确来说，武汉应该是城邑文化。

　　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不是一个点，而是区域的观念，值得在总规中加以强调，并促使研究者进一步扩大市域历史文化保护的研究。过去，新城区一些历史文物没有划入保护范围，研究也不够，造成了历史文化保护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的误会，希望将来研究区域扩大后，对新城区的历史文化保护也要跟上。

　　历史文化保护不能因为观点变化而厚此薄彼。比如，我们过去强调工人运动时，二七纪念馆及周边区域得到很好的保护，而近些年重视程度明显降低；武汉在庆祝辛亥革命百年时，曾有人认为武昌老城区就是辛亥文化，这也不合适。

　　张笃勤称，凸显某类文化就会对其他文化造成伤害，只要是历史文化都要全面保护。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何依称，本次研究将突破武汉市行政界限，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中寻找历史文化的相互关联。武汉市是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历史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的商代盘龙城。漫长的城市发展史、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文化，造就了武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近现代史迹集中于主城区范围内，大量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古代历史文化遗迹散落于市域范围的乡野腹地中。

　　何依认为，武汉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分布特征可以概况为“沿水”、“近山”、“聚城”三大特征。

　　过去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多从一个点、一处片区着手，而本次研究，将体现历史文化保护的“区域观”、“发展观”和“包容观”，建立“市域—中心城区—历史城区—历史街区”圈层式空间体系，从文化架构走向空间架构，突破目前被动、消极保护模式，使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城市功能和现代城市生活相融合，在传承发展中保护。

　　比如，武汉曾经编制过的“大黄鹤楼”景区规划，就将黄鹤楼公园单一的文物保护区，扩展为武汉长江大桥、龟山、月湖、首义、武昌农讲所旧址等周边五个联动的风貌区，使得该区域能展示“龟蛇锁大江、黄鹤揽胜”，以及琴台知音文化、辛亥首义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66个文化遗存。

　　初步统计，武汉市域文化遗产集群体系，包括木兰山古村寨群、李家集古遗址群、新洲城乡生态连片区、盘龙城文化区、武汉三镇历史城区、牛山湖风景区、金口古渡文化区、湖泗窑文化生态度假区等。

　　规划团队表示，本次规划将构建区域—市域—主城三个层次、旧城历史风貌区—古文化遗址区—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历史镇村—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优秀历史建筑—历史保护建筑—工业遗产—区域性线性遗迹等多种类型的历史遗迹保护体系。在价值评估基础上，根据保护对象的功能特征、所处区位和保护利用方式，采取分级分类保护措施。

　　洪亮平称，关于武汉特色的讨论，早已有之。曾有研究总结为武汉城市设计经典性不够，一流的景观少；系统性不够；集成性不够。

　　近些年，武汉正朝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努力，不过问题依旧有。比如，旧城密度越来越高，人口不断增加，新旧建筑混杂拥塞，破坏了整体风貌和城市肌理；因防洪堤墙遮挡，许多景观优美地区临江不见江，粗糙的开发建设也使许多地区失去了临水意境。同时，与水相关的旅游主题也缺乏很好的挖掘和彰显。

　　洪亮平进一步提出，武汉要特色鲜明，需要学会做减法、抓大放小，把重点放在城市轴线、节点的打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