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省里就参加过文物调查征集工作，苏州、南京的园林普查情况我都清楚，回到扬州了，这里是我的家乡，更应该为此竭尽全力。为了这项工作，扬州还特别组织了一个班子，叫"扬州园林普查小组"。”回首当年的工作，朱江说，扬州园林普查主要靠线索，很多“老扬州”晓得哪一家有园林。于是，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以严谨的考古方法，广泛收罗材料，把扬州的大街小巷，全面搜罗了一遍，这条街上哪家有园林，那条巷子里面哪家有园林，这样普查之后，他们获取了很多资料。在写普查报告之余，朱江还写了几千字的小册子《扬州园林实录》，“就是将存在的园林都记录下来，就是实际的记录。”

　　做了扬州园林普查这项工作以后，朱江感触颇深：“我虽然是扬州人，我也大吃一惊，原来扬州除了瘦西湖、寄啸山庄、个园这些著名的园子以外，哪晓得还有那么多的园子，不为人所知。”

　　朱江说，扬州园林最盛时，是在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有“甲于天下”之称。当时扬州究竟有多少园林？惟有乾隆六十年(1795)李斗所著《扬州画肪录》作了归总统计。《画舫录》是一部集扬州园林大成之专著，长达十八卷之巨，其中十四卷记载有园林盛况，凡列有专条记述之园林，约在五十七座左右。而通过实地调查走访，朱江发现，扬州存留的园林就有六十多座。

　　“文革”期间，很多资料被毁，上世纪70年代，朱江又将收集到的扬州园林的资料进行了整理，于是有了《扬州园林丛谈》的“史话”“实录”“记游”“载述”四卷撰述。

　　让朱江感到欣喜的是，《扬州园林丛谈》“问世”后，就被刻印、打印、铅印，散发八方，“原澳大利亚墨尔本国立大学讲师安东尼亚女士，就是拿着这种初刻油印本专程来扬州找我。此后，《扬州园林丛谈》的稿本被上海文化出版社所赏识，才有了《扬州园林品赏录》的出版。”

　　《扬州园林品赏录》在写作过程中，朱江改变了以往糅合各家著述的办法，而是引摘原文，特别是对人间孤本的摘引，更在优先之列，以便让广大读者得以窥其原貌，让更多的专家得以探究到本源。为了让未曾熟读古文的读者减少阅读的困难，还采取了在括号内加注和浅化的方式，用以增强引文的通俗性，但以无害原意为准则。

　　朱江说，初版《扬州园林品赏录》的内容已非《扬州园林实录》《扬州园林丛谈》的泛泛而论，而是一种内涵的升华，由学而治。

　　上世纪80年代初，16万字的《扬州园林品赏录》出版，随后数十年间一版再版，不断增补修订，直至本世纪初36万字的第四版出版。专家学者认为，《扬州园林品赏录》的学术、资料、鉴赏价值，为我国园林研究树起了一杆新的标尺。时任《解放日报》读书专刊主编的查志华认为：“先生治学，注重第一手资料，讲究实地考察。三十年来，他踏勘了扬州存留的六十多座园林。每座园林，细述有加。读他的文字，园中的景物，历历在目，完全可以按文复园，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古园林、古建筑档案。”说起朱江的文笔特色，查志华作出这样的评价“几十年远绝尘嚣，灯窗默坐，做学问而没有把人生做得枯燥，虽是学术专著，却写得富有情趣，文字脱透，既可读又可赏，这也是《扬州园林品赏录》吸引人的地方”。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江曾培则认为：“实在说，在史料收集之多、考证之确、论说之专，以及鉴赏之精等方面，《扬州园林品赏录》是超过《扬州画舫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