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城市研究领域，智慧城市、生态城市、科技城市、低碳城市等概念层出不穷。已有不少学术研究围绕这些热门概念推进。其主要关注点是如何让这些热门概念落地，以及如何通过它们让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这意味着，这些研究先验地判定，前述概念代表着“先进”，无须重新审视。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Federico Caprotti博士另辟蹊径，在众多研究基础上，利用“城市漫步”这一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话语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并且是批判性地）思考了天津的中新生态城工程。文章发表在2014年2月的《Cities》杂志上。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2007年由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商定并开始兴建的，是两国战略合作项目，其规划面积约31平方公里，规划人口约35万，核心理念是建设一个低碳、绿色、生态友好的宜居型城区。这里被重点强调的“生态”标签，并非中国所独有，只是这个标签在中国特别火。事实上，2011年时，全球有超过170项“生态”城市项目处于动议或实施状态，其中仅中国就超过100项。

　　Caprotti博士的研究即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他借助中新天津生态城这一带着“生态”标签的城市建设项目，思考当代生态城市的研究与实践。之所以选择“城市漫步”这一城市研究中的非主流方法，是因它能帮助研究者揭示规划蓝图背后的故事，去观察“生态城市”这一概念背后附着的“投机性城市主义”，同时还能观察规划师们常常忽视的社会样态，去思考重塑城市空间的其他可能。

　　在既有文献基础上，作者归纳认为，生态城市主义的核心关切，是在环境和气候变化的状况下，如何重塑城市未来。这一建筑和设计趋势，事实上继承了19世纪后逐渐风靡的“花园城市”理念。具体而言，其注重调和自然与城市的关系，力图将城市打造成为绿色的、可持续的岛屿。

　　当然，新兴的生态城市主义也有不同以往的一面。如果做更深入的考察，可得出这一结论：生态城市主义潮流本质是日益令人瞩目的全球环境政治和管制的衍生物。换句话说，它是城市“社会-技术”和“环境-经济”实验落地的一个尝试，其目标是通过打造低碳经济和城市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变迁。

　　某种程度上，这一新潮流体现着对“生态现代化”的渴望。作者以唐山曹妃甸的生态城项目为案例，剖析了地方层面的生态城建设与国家层面的“现代化”目标是如何融合的。这一逻辑可归纳为：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尤其是应对环境和经济压力等核心关切，政府需借助生态城市的建设作为新的“技术-社会”路径。

　　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生态城市主义事实上也被深深嵌进了资本的逻辑里。作者借助大卫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指出生态城市也可被视为一个时髦的城市“技术-经济”修复路径，其中最活跃的正是逐利的国家和资本的联合体。换句话说，生态城市建设不仅是为了应对环境和气候危机，同时也是为了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

　　由此，作者重点关注了“生态城市”工程的四方面问题：第一，尺度——将工程放置在更大的语境里观察，不单聚焦于其作为“生态飞地”的一面；第二，概念的定义和标准——反思“生态”二字的内涵，以及生态工程的评估、执行、监管、审查是否实现目标所需的标准；第三，社会适应能力——生态城市不是一个空的容器，能将一个完美的城市社会直接植入，它更可能是一个需要被质疑和追问的空间，因为在技术理性的规划里，很可能并未充分考虑其应有的社会和政治功能；第四，边缘地带的城市新贫民——在何种程度上，生态城市的建设加剧了城市贫困的生成。

　　尺度

　　“生态城市”的建设可以在多种地理尺度上展开，包括街区、小城镇和作为整体的城市。那么，天津生态城工程在何种尺度上展开，这一尺度与其他尺度又有何种联系呢？这些考虑构成了“尺度的地理”的核心考量。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中新生态城的建设，是在城市尺度上推进的。作者观察到，与英国以及欧洲的生态城相比，中新生态城的尺度明显更大，感觉更空旷。天津生态城建立在大尺度街区的基础上，被宽阔的几条公路切割，其侧面才是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生态城的建筑也非常大，几乎都有25层。这使这座城市看起来大而空。

　　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要想给出答案，就必须把生态城的建设放置在更广的空间和经济社会语境里区考察。作者认为，一个只为自己的居民服务的生态城市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如何处理生态城市工程与其所处区域的关系，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环渤海地区虽拥有全国25.3%的GDP，但也面临环境和人口的双重严峻压力。兴建天津生态城，不只是为了建设一个高档住宅集聚区，其背后有着更深更宏大的考量，这就是：遵循可持续模型，重设城市发展道路，坚信可持续性的蓝图一定能通过专业的、科学的社会和规划知识来实现，并进而构建一个新的宏观尺度的生态城市与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天津生态城的建设不仅充分调动了“生态城市”这一新的全球层面的城市想象和话语资源，而且也在积极动员本地的各种要素，推进具体的工程建设。

　　还有另一种尺度也需加以考虑，那就是时间的尺度。其中核心关切是：单个的“生态城市”工程是否孤立？它能否和其前后开展的其他工程形成关联？其影响能否持续？虽然预测不可能准确，但思考这些问题仍具有当下的意义，尤其对反思“生态城市”概念与实践有着深远意义。

　　俯视天津生态城的居民区

　　定义

　　在进行城市漫步的过程中，作者很惊讶地发现，建设中的天津生态新城和自己构想的模样完全不同。

　　基于经验，以及该工程的宣传视频，作者预想中的“生态城市”，应当干净、清新和技术先进的，比如会有风力涡轮发电、太阳能电板，到处都是绿地。但他在漫步历程中的观察却完全不是这样。

　　他在这里所见的景观，具备中国城市发展的典型特征：高居民楼、小汽车出行、新建的商业综合体、空荡荡的超市和博物馆。一些倾斜的屋顶上装有太阳能板，但作者怀疑这些发电量能否满足30层大楼的需要。在一栋居民楼上，他发现了小型涡轮以及户外太阳能照明设备。另外，诸多公寓外有装有大型空气过滤设备的户外空气清新机。不过，这里绝大多数的涡轮机，都与这座城市的巨大型号不匹配，且建得较晚。作者见到一组太阳能发电设备，其上覆盖一层灰尘，不清楚其发电效能如何。还有，一些建筑令人感到诡异，比如，一处商业设施里放置了一条闪闪发光的全新游艇。莫非这是为将搬到生态城居住的新贵阶层准备的游艇展示厅？

　　天津生态城中的小型发电与照明设备

　　在这里，一切都仿佛被连根拔起，又清洗一番，甚至连青草都很少见。一个多小时后，作者终于在转角处看见两棵红色叶子的树，激动片刻后，他才意识到：这两棵树的树干和树叶都是塑料做的。因而，他感慨，在研究“生态城市”工程时，坚守定义，并运用定义对工程进行细致的审视非常重要。

　　中国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和实践“生态城市”这个概念。在作者看来，“生态城市”概念的最主要的推销者其实是地方政府，他们的推销对象则是潜在的开发商、高科技企业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在进行推销时，主要的宣传点是这样的项目将可能创造新的GDP和利润、产生和运用新的技术以及提供更为舒适和安全的生活环境。

　　作者认为，在眼花缭乱的商业宣传后，更值得关注的是生态城市在建设过程中的实际行为，尤其是环境表现如何。为此，需要构建一系列行为指标。在天津生态城案例中，有22个定量指标，4个定性指标，关注自然生态及人工营造的环境，城市生活方式及城市经济。环境指标包括空气和水的质量，诸多生活方式指标也与环境相关，比如一项指标是：到2020年，要达到生态城中至少90%的出行以公共交通的形式实现。

　　当然，仅有这些指标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强调对建设行为和过程的监控。只有高度透明的（外部）监控，如来自投资者、潜在的居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才能保证项目的进展符合最初的设想和定义，否则只能导致失败。

　　退一步说，即便工程建设本身能符合相应的指标和定义，也不能代表工程在社会层面是可持续的，这与城市设计本身相关，比如正在建设的天津生态城，就已因其基本的规划缺乏对人本尺度的考量，如过宽的马路、过大的小区等，受到学者批评。

　　社会适应能力

　　作者穿行在由全新的建筑和设施组成的区块中，工人工作时的丁当作响，或远远看到楼顶的一个焊接工人时，都令他有些吃惊。在居民区或空旷的大路上，每隔半英里甚至更远，才有一个警察或建筑工人。人们相遇之后，冷漠转身，然后继续走路。设计者也许希望这里有丰富的社交。生态城中有足够多的活动空间，居民小区也有开放景观。只是，这些地方被大马路分隔。另外，所有居民区有独立的地面停车场。这意味着，这些社区不仅是门禁社区，还被围墙封闭起来——它们被这些停车场隔开了。要从每个小区进出，只能走有卫兵把守的大门。社区能从这样的空间里发育出来吗？

　　在五年、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天津生态城会是什么样子？社区在其中会怎样发展起来？现有的规划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但这并非能自然而然实现的目标。作者认为，一座城市的社会适应能力，应植根于其多样性，具体而言，就是由具有不同背景的居民相互交流，共同决定城市或社区的事务。

　　作者提出，关于社会适应能力，更多的研究是基于已有的社区、城市及其他社交环境而进行的。天津生态城还是一个空的容器，正等待大量居民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会出现一个成功的社区，它是否在生态、经济、社会方面可持续？对这些问题，可以进行关注和考察。这不仅是在关心新生态城的未来形态，还可以了解社区形成的机制。

　　然而，社区也有可能无法形成。社会和人群的多样性，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蓝图里并不占重要地位，甚至没有地位。在“和谐”这一概念里，真正被强调的要点只是“富裕”。尽管这个要点在本地语境里并不让人惊讶，但过度强调居民区里的设施，并不意味着社会就能完善成型。因为建筑环境充其量只能调和已有社区，而无法促成新社区形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天津生态城被建设成了一个“非地方”，也即由其时间性和缺乏持续性而定义的“普通城市”。

　　城市的新贫民

　　在一个空城里，吃午饭是件难事。作者前往这座生态城里唯一标志着生气之地：工人城。在这里，蓝顶的简易房中满是工人，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使这个城市从一片盐滩上拔地而起。工人城是极有秩序的地方，占据了一大片地，工人居住区中常传来叫喊声。篮球场是工人的活动场所，但在这个寒风天里，还是工人吃饭的地方最具活力。作者和工人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从旁边吃饭的工人的相互交谈中，作者得知其中一位是从新疆来的维吾尔族人，其他人来自云南。

　　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天津生态城工程本质上是资本、知识和意识形态再城市空间里流动的新方式。在这一背景下，参与工程建设的工人们并未被纳入整个工程的任何一个建设目标中。他们住在城市边缘普通的工棚里，过着和其他城市贫民相似的生活，这些都和“生态”二字无涉。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这些建筑工人成为移位/遗弃的新主体，因此应被纳为当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在借助其他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回顾了这些城市新移民是如何在社会和制度的双重障碍之下成为城市新贫民的。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无法享受户籍地以外的医疗保险。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非常严峻，并面临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他们甚至没有出现在统计局发布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里。这种种因素都在催生一个新的城市贫民阶层形成，并进而导致潜在的社会经济断层的出现。而这在天津生态城里并没有得到避免。

　　结语：

　　一次短暂的“城市漫步”无法揭示天津生态城的全部，但Caprotti博士的研究目标已部分得到了实现。从这些观察出发，我们或能进一步反思热门概念背后隐含的问题，尤其是规划师有时忽视、但却切实存在于日常生活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