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非常认可冯先生说的“如果失去了千姿百态的文化个性和活力，传统村落的保护将无从谈起，‘留住乡愁’也将落空”。但我对他所持的主要观点及其观点之间的逻辑混乱，却保留我个人不同的看法。

　　莫把农民当农奴，农民进城是人权

　　冯骥才用《围城》里的说法来比喻当下传统村落的变化情况：里面的人急着要出来，外面的人急着要进去。对此现象，冯先生持反对态度，并将批评意见指向老房子里的当地农民：村民对于传统村落缺乏文化自觉，他们现在还认识不到村落文化的价值。冯骥才号召知识分子“把书桌搬到田野上，到村民中开启民智”，“才是当前知识界最重要的工作”。这个就是冯骥才对于村民离开乡村的看法：留住他们，保持“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继续用牛耕地，用麻织布，才算对得起千里迢迢前来采风的文人雅士？

　　对于从城里来到乡村修改旧房老舍的市民和文艺青年，冯先生怎么看？他说“传统村落从来就没有民宿。现在许多人跑到传统村落里大建民宿，不伦不类”。意思是说，老村子，只能保持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外来者不应该让他们进来。最好把古村加一个玻璃框，与外界隔断经济文化联系，才能满足文人雅士“观赏裹足女人”的偏好？

　　这种用静止的、永恒不变的、为满足少数精英阶层的怀旧需要而希冀乡村不要步入现代化潮流的观点是不会受到社会的认同，不会被农民和市民接受的，也不利于乡村景观的保护、乡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的。在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大潮席裹之下，希望农民被“开启民智”而留在乡村，希望市民不要涌入乡村寻觅“第二住宅”的想法，是与其他率先完成后工业化、逆城市化的西方国家的经验背道而驰的。

　　从人类的普遍权利角度来看，国民有权利选择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居住、工作和生活，自由迁徙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农民进城、还是市民下乡，都是现代国民的基本权利。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公民迁徙自由的规定，如日本、德国、瑞典、意大利等国家都在本国宪法中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日本国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在不违反公共福祉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有居住、迁徙及选择职业的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亦在判例中确认，美国公民有移居任何一州并享受移居州公民同等待遇的权利。迁徙自由也是联合国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规定了公民有迁徙和选择住所的自由，而且中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该《公约》，并多次宣布将实施该公约。

　　当然，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迁徙权。这种限制公民自由迁徙权的行为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但直至1975年，中国大陆宪法才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这不能不算是中国社会建设方面的一种深深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