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城市化人口比例逐年提高，2015年城市化人口已超过56%，各地政府为了实现土地财政，促进住宅地产的销售，特别是县一级的政府为了从农民宅基地上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对农民的村庄实现带有一定程度强制性质的撤村并镇工作，大搞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动放松农民进城的户口政策，除了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之外，基本上取消了户籍控制。农民进城已经基本上扫清了法律、制度障碍。

　　但是，市民下乡仍然存在《土地管理法》等制度门槛。“农地农民有，农地农业用”的政策，一方面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率，一方面限制了市民进入乡村居住的权利。“农地农业用”的政策，还与中共中央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发出的一号文件要求农村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改革精神相背离。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制定促进乡村旅游休闲发展的用地、财政、金融等扶持政策”；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清楚地指出，要“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但农业用地却不得进入第二、第三产业，这个政策制度的成本严重制约了农业离开农地、转型进入其他更高产业的渠道。

　　《土地管理法》规定各省必须保证80%的基本农田不得用于非农使用，完全忽视城市化水平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违反基本的地理学规律，严格限制北京、上海和苏南的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人为导致这些地区的市民住房价格的天价上涨。这些制度方面的人为成本高企，严重阻碍了我国正常的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城市化进程和广大国民幸福指数的增加，是属于需要尽快修改完善的问题。

　　与此落后政策相呼应，冯骥才先生提出的不让农民进城留在乡村，不让市民进村置业民宿，基本上属于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违反了国民自由迁徙权、择居权的普世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意识的危害，与民作对，不会如愿。

　　农民进城是大势所趋，那么农民可不可以将自己的土地或宅基地转让给城里来的市民？这个要从物权法的规定来讲。不久前（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物权法》第二条指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法律规定属于以村集体为核算单位的农民集体所有（不属于国家也就是各级政府所支配）。《土地管理法》第八条：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那么根据《物权法》规定，农民可以通过集体表决形式出租、出售自己的宅基地。但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却与《物权法》的规定相冲突，前者第四条规定：“农村……承包地不得买卖”；《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可以看出，《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民土地的限制实际上与《物权法》所赋予的排他性“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利益相冲突的。农民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使法律赋予的土地物权，“一户一宅”加上“拆旧建新”制度，不仅破坏了大量美丽乡村，同时也碾碎了多少梦想回归乡村、寻求乡愁的城市居民的希望。

　　农民不是农奴，他们有进城与返乡的自由迁徙权；农地不是牢狱，农民有自由使用土地进行产业升级的天赋权利。

　　同样，市民进入乡村置地建立自己的第二住宅，既是国际上城市化发展趋势和历史经验，也是市民自由迁徙自由择居的基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