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全面的公众参与。一方面，志愿者众多。美国国家公园员工只有两万多人，但每年志愿者有几十万人。成为志愿者需要经过严格筛选，但这段经历对于他们在升学、求职方面有很大帮助。另一方面，公众监督制度完善。举例来说，2000年左右，为了谋求高效，美国国家公园对资金使用机制进行了改革。国家公园管理局总部允许公园的门票和特许经营收入的80%留在公园内部，只有20%上交。如何确保国家公园的公益性，而不是把重点工作只放在经营上？这要得益于完善的公众监督制度。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包括下属的413个成员单位，所收支的每一笔钱都能够在网上查询到。而公园员工都是中央政府的公务员，其收入只取决于岗位和职级，与公园本身的经营收入完全脱钩。

　　第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美国国家公园的餐饮、住宿等存在消费弹性且非基本公共服务，都由以项目为单位的特许经营商来提供，而不允许公园管理局自己经营。发挥市场作用，确保了公园管理局的公益性。

　　中国环境报：为何目前批准的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而非国家公园试点？

　　苏杨：我认为，这是允许用不同的模式去尝试，保护需求的差别要体现到管理体制的差别上。例如，对人地关系的处理，保护需求就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公园，其土地权属制度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像三江源，它的人地关系相对宽松，决定其不能采取封闭隔离式的保护，维持原住民适当的生产生活更有利于自然保护。原住民适当强度的游牧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物质循环，有利于生态。如果要把草场用围栏围起来，或者把人都赶走，这个地方的生态质量反而会下降。

　　世界上类似的还有很多例子。比如，朱鹮习惯甚至依赖人工稻作系统生存，如果禁止传统农耕生产，反而可能灭绝，这就是日本朱鹮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的朱鹮能够从原来仅剩下的7只发展到现在野外种群近2000只，正是准确把握了这种人地关系并作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区则是另一种人地关系，需要尽量把人员清除出去，把地还给老虎，否则人和兽会直接产生很严重的冲突。三江源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土地权属相关制度设计自然有别，这就要求必须搞试点，一刀切肯定是不行的。

　　建设国家公园体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要在“保护为主”的同时强调“全民公益性优先”。

　　中国环境报：“试点方案”提出，通过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实现“保护为主”，是否说明我们现在的保护地体系存在重大问题？

　　苏杨：首先必须说明，和社会上流行的说法不同，中国这些年来的生态恢复是显著的。这样的结论可以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对三江源的评估，以及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对生态系统十年变化的评估里得到佐证。而且，中国主要的陆生旗舰物种数量都在增长，在目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的情况下，这样的成就尤显突出。但和我们资源价值比起来，我们做得还不够好。中央最近对8个省的自然保护区的督察情况说明，即便号称“管理要求最严格”的自然保护区也还有很多管理漏洞。对重要保护地的管理，总体来看，仍然存在没有保护好、没有服务好、没有经营好等通病。一是保护地破碎化现象严重且绝大多数为级别很低的属地化管理。管理权限分散在较低级别政府的诸多部门中，一地多牌且一地多主，管理不规范，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模糊不清。二是许多保护地不仅保护力度不够，带动社区发展也不力。三是有些发展旅游不当，节假日期间人满为患、服务不佳。这些问题不断引发公众的抱怨和不满。

　　反复出现的问题要总结规律，普遍出现的问题要总结制度成因。解决这些问题，要靠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尤其是国家公园体制。中央2015年9月发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国家公园体制”解释得全面而清晰：“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永续利用，改革各部门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文化遗产、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的体制，对上述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中央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具有龙头作用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带动保护地体系的统一、规范、高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