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生态问题依然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近几年，雾霾临城、水土污染已不是新闻，这些发展中的“病”确实让国人感受到了切身之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抓紧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积累更多生态财富，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长城。代表、委员们的发言和提案，也纷纷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建言献策。

　　优化能源结构是治理雾霾的根本途径

　　一提到生态问题，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雾霾。近年来，雾霾就像一个警钟，时常在我们面前鸣响。治理雾霾，政府可谓狠下决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科学施策、标本兼治、铁腕治理，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

　　全国政协委员李冬玉说：“治雾霾就像打仗一样，敌人无处不在，但它的老巢在哪里？必须搞清楚，做好雾霾形成机理研究，就可以精确制导，大大提高命中率。”她认为，雾霾的主要污染源有燃煤、工业排放、汽车尾气、扬尘等。其中，燃煤更因危害甚广成为“黑老大”。数据显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煤炭消耗量占全国的33％，单位国土面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约4倍。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解决燃煤污染问题，全面实施散煤综合治理，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民革中央在大会上的发言指出，解决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必须优化能源结构，推进能源领域供给侧改革，将京津冀地区打造成能源结构调整试验区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示范区。

　　全国人大代表喻新强指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能源需求还将不断增加。因此，要想根治雾霾，应当尽快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大力发展新能源。全国政协委员刘汉元也认为，治理雾霾最根本途径是改变当前我国的能源消费方式，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如果能够在三五年内实现能源消费增长的再生清洁化供应，二三十年时间内实现部分到大部分化石能源的替代，将会形成近百万亿元的新兴产业规模，一方面推动我国经济适度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将有效解决我国资源和环境的不可持续问题，彻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全国政协委员龙长兴指出，我国地热资源十分丰富，如今的开发利用程度远远不够，大力推行地热供暖、地热发电，能够有效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有助于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韩宝生则对雾霾治理机制提出建议。他认为，大气污染防治具有区域性、复合性和流动性的特点。面对雾霾等大气污染，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独善其身，必须通过区域性空气改善来实现本地区空气质量的真正改善。他建议建立区域间联防联控机制，联合规划控制方案，完善促进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一体化的政策措施，实施重大项目联合审批制度，开展环境联合执法。

　　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体系迫在眉睫

　　土壤污染问题也备受代表、委员的关注。大家一致认为，尽快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体系迫在眉睫。

　　全国政协常委周健民指出，当前我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严峻，已成为影响食品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的心腹大患。维护土壤健康，其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主攻方向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保障是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本制度和法律体系。他建议，应优先保护耕地质量，加强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食品安全工作；注重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发力；坚持依法治土，以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为龙头，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刘正军也指出，我国缺少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法规，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加快推进土壤环境保护立法进程仍是当务之急。由于法律的缺位，土壤污染治理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没有理顺，土壤环境管理涉及部门众多，监管职权分散。因此应当建立保障制度，构建国土、环保、农业等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

　　农工党中央在大会上提交了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提案，提出了三方面建议：一是要构建“多元共治”体制机制，切实提升土壤污染治理能力，如建立土地权益与土壤污染防治义务挂钩机制。二是注重“系统协调”，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体系。要全面梳理《土壤污染防治法》与《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的关系，确立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保护优先、分类管理、风险管控、安全利用、综合治理、污染担责等基本制度。三是要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经济激励机制。国家采取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财政、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政策和措施，鼓励社会力量以市场运作方式参与土壤污染防治，对于重金属污染区、土壤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地区实施耕地轮作休耕的农民给予补助。

　　全国人大代表吴振山建议，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土壤污染防治实行统一管理，对不同污染程度的土地采用不同方式，边利用边修复；建立土壤治理与恢复的社会资本参与渠道，按照“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通过土地指标置换、治理污染后土地流转给治污者等多种方式，打通社会资本的参与渠道；工业用地在出让、转让、租赁、收回前应当进行土壤和地下水的环境质量评估；重点水污染物排放单位、储油罐及加油站、生活垃圾处置企业、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等应当按照国家和地方的规定，定期对土壤和地下水进行监测。

　　将生态保护责任上升为国家意志

　　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生态保护应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重点地区要重点保护。

　　很多代表、委员十分关注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保护。全国人大代表钟勤建说：“长江经济带不应只是一个经济概念，更应该是一个绿色概念。”他认为，长江经济带不是不开发，而是要适度开发，要将良好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保护生态要加强全流域的联动，不能上游不急下游着急，需要由国家牵头，从顶层设计上制定协调机制。

　　民革中央建议，要落实生态优先原则，助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要科学规划发展长江黄金水道，创新长江开放水域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管理政策，逐步扭转长江生态退化趋势。要建立运转高效协调有力的管理体系，创新流域综合治理工作；根据长江生态承载力和生态红线保护确定整治原则，科学规划发展长江黄金水道。统筹陆路、水路运输形式和增长规模，避让生态红线，科学优化长江上、中、下游各航段主要开发功能定位，形成“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减轻长江水运对生态的压力；加快生态保护管理创新，科学制定长江河流生态保护红线；进一步加大长江生态保护投入，弥补长江生态欠账。

　　全国人大代表唐冠军建议，统筹做好长江上游沿岸地质灾害治理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隐患调查排查和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工程措施，重点治理严重威胁居民安全、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和长江通道安全的地质灾害。

　　另外一些“生态要地”的保护也受到代表、委员的关切。全国政协委员车迎新呼吁，落实管理部门责任，加强黄河湿地保护。要严厉打击侵占黄河湿地的违法违规行为，建立湿地补偿制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全国政协委员马志伟对三江源的保护提出建议：一是出台国家层面的三江源生态保护法，将三江源生态保护的责任上升到国家意志，形成生态保护的刚性机制；二是明确收益主体，确立保护收益对等制度，构建国家层面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建立国家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

　　全国人大代表李建保说：“南海生态环境保护决不能走陆地那种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一定要在开发利用过程中重视保护和修复。”他建议，在南海一些岛礁附近专门建设有环保特色的热带海洋牧场，集海洋水产增值、环境保护和海洋旅游于一体。海洋牧场相当于在陆地荒漠里种树绿化，把海底的荒漠变成绿洲，除了环保和经济收益，海洋牧场还能够促进海洋科研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