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6月12日电，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下，来自中国的科学家们响应非洲兄弟的热情召唤，沿着600多年前郑和船队的航线来到东非国家肯尼亚，在这里扎根，在这里开拓，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一系列杰出的成就。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植物学家王青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说起肯尼亚，首先让人想到的多半是著名的动物大迁徙。然而，东非地区同样拥有种类和多样性极其丰富的植物资源，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知。生于湖北荆门的王青锋，身材高大，长得有点像北方人，不过做起事来却更具有湖北人果敢、干练的风格。作为植物学研究者，他是如何与非洲结缘，又是如何承担起中国科学院“走进非洲”的重任，成为国家间大型合作项目《肯尼亚植物志》主编的呢？通过下面的问答，就能够找到答案。

　　Q: 第一次到非洲是在什么时候？那时候对非洲的印象是怎样的？

　　A: 我第一次去非洲是在1996年，那时候我还是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年轻讲师。同年，我被派到乍得的恩贾梅纳大学做为期一年的援外专家，并帮助建立了保护生物学实验室。在业余时间，我和乍得研究人员经常到乍得周边国家进行科学考察，当地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生物类群激起了我浓厚的研究兴趣。那时我经常骑着一辆小摩托车到野外，当地的黑人小孩四五个一群跟在我后面跑，等我停下来后帮我拎包、扛标本夹，问我到哪里去，需要什么标本，然后帮我采。当地人民淳朴的热情好客让我十分感动。这成为直至今日我对非洲人最深刻的印象。

　　Q: 在非洲工作时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遇到过最艰苦、最危险的一件事？

　　A: 自2009年以来，我已经到肯尼亚进行野外考察、标本采集20多次。在肯尼亚采集标本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研究人员意外侵犯了野生动物的领土，会遭到它们的攻击。所以，我们常常邀请当地人当向导。

　　我们经常开车到非洲草原和山谷，一待就是两个星期。为了确保安全，肯尼亚政府会派出武装警察来保护我们。

　　然而，研究人员还必须应对其他突发状况。有一次我和一群研究人员前往肯尼亚阿伯戴尔地区的中部高地考察工作，由于山体滑坡，SUV突然翻滚过来，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直到同事将我从车子里面拉出来。幸运的是，没有人受重伤。两天后，一名救援人员才赶到现场。这次命悬一线的经历让我印象很深刻，也让我切身感受到科学探索的不容易。

　　Q: 野外考察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A: 非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科学研究不应被视为一个有限的区域。在宏观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研究中，重要的是通过跨国研究拓宽科学家的视野。与中国植物区系非常不同的非洲植物区系的生物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学习机会。虽然非洲国家需要优先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但他们大多缺乏先进的技术、专家团队和资源重组的能力，这使得他们难以进行自主研究。 这就是中非两国合作的起点。

　　Q： 如今对非洲的看法与第一次的印象有什么不同？

　　A： 二十年前，在我去乍得之前，我觉得非洲很可怕，我以为那里充满了原始的部落。 但是当我到达那里时，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环境安全，乍得人民很友好。 乍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乍得人民大力重视教育。当地人对教师和考察人员非常尊重，政府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其中包括大量教育设施。

　　多年以来，我曾到过几个非洲国家，包括乍得、肯尼亚、喀麦隆、南非和尼日利亚等地进行实地调查。我观察到，非洲国家同样重视教育和研究。近年来，这些国家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研究人员数量不断增加，素质也有所提高。

　　Q: 建立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契机和筹备过程？

　　A：如果没有那次去乍得的经历，可能我至今也不会去非洲，因为不了解那里的情况，但是一旦了解，就会有感情，并愿意去做与之相关的事情。从乍得回来后不久，我听说一位学习生物学的肯尼亚学生想到中国读博士，但是由于不会说中文，很多学校都不愿意接收。这位叫Robert的留学生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拿到了留学的邀请。在了解他的情况之后，我和另一位教授商量，决定接收这名叫Robert W. Gituru的学生到武汉大学读书。如果不是因为对非洲的了解和好感，我也不会下决心促成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