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具有明显的“发展中”特色——城市化（中国称“城镇化”）进程刚进入下半场，工业化进程还处在中后期。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绝大部分官员都信奉这样的理念：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

　　决策官员认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城市化率在30%-70%期间是加速城市化的时期，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80%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年末全国总人口138271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这意味着，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有13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空间，相当于1.8亿人要从农村转移到城镇。

　　国内媒体也对提升城镇化率的竞赛推波助澜。有媒体在梳理各地统计公报后进行了排队，2016年我国有13个省份的城镇化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57.35%），有10个省份超过60%，主要分布在沿海发达地区，其中上海、北京和天津均超过80%，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上海以87.6%的城镇化率位居榜首，北京仅次于上海，达到了86.5%，天津则为82.93%。除了这三大直辖市，其他省份均低于70%。位居第四的广东，2016年城镇化率达到69.2%，但珠三角和粤东西北的城镇化差距较大，2016年，分区域看，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的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84.85%、60.02%、42.68%和47.85%。经济大省江苏的城镇化率达到了67.7%，位居第五；但江苏各区域的城镇化率也相差很大，苏南远远领先于苏北地区。

　　在湖北之后，有18个省份的城镇化率低于57.35%的全国平均水平。除了海南和河北，其他省份均位于中西部地区。有8个省份的城镇化率低于50%，主要位于西南和西北地区。不过，较低的城镇化率，也意味着这些地方未来有较大的投资发展空间。尤其是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湖南等省份，未来几年城镇化加速，大量人口将进入到郑州、成都、合肥、长沙等中心城市。可以看到，追求过去模式的城镇化、提升城镇化率、做大城市经济规模，仍然是各地争相追求的目标。

　　不过，安邦咨询对于提升城镇化率要泼一点凉水，在我们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城镇化率并非越高越好。在产业支撑乏力的情况下，过度追求城镇化率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巴西是“过度城市化”的典型——人口高度城市化但缺乏城市就业的支撑。据统计，1970年巴西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达到54%。到了90年代，巴西的城市化水平就达到了70%。在不到20年时间，巴西走完了从城市化中期到后期的所有过程，几乎只用了发达国家的一半时间。

　　实际上，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从2012年就开始警示城镇化发展过快的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城市化率50%是一条社会动荡的危险警戒线。陈功认为，城市化率达到50%之后，会带来众多社会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导致的社会冲突会加剧，产业形态发生改变，生活成本急涨，城市与乡村的有机关系可能被切断，城市二代人口融入社会困难等等。说到底，城市化不是简单把人搬到城市里就行，而应该是经济发展、就业、社会福利提升、个人财富增加、保障改善等同时改进的系统结果。如果其他方面跟不上，快速城市化的社会风险就会增加。这样快速提升的城市化率只是一个数字指标，而没有体现城市化的发展质量，也没有体现“人的城镇化”。

　　中国既需要推动城镇化，但是也要认识到，中国并没有为城市化率提升做足准备，盲目追求更高的城镇化率必然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中国不要盲目攀比城镇化率，更要关注城镇化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