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警惕摊大饼的城市化

　　因为特殊的工业化路径，当前中国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了工业化的全覆盖，尤其是珠三角核心区，几乎所有土地都已经农转非，变成了建设用地。所有这些变成了建设用地的土地上，作为权利主体的农民都期待从土地上获取巨额利益。任何对土地的利用都会引发农民强烈的获利诉求。因此，这些地区进行再开发的难度极大，从而有可能形成低水平城市化的陷阱。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先发展地区，珠三角的工业化是从招商引资、三来一补开始的。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积极性，迅速实现工业化，珠三角发展模式几乎都是所谓“四个轮子一起转”，即市县、乡镇、行政村、村民组四级均以集体土地招商引资，进行土地开发，集体土地上大量建厂房出租或出租给外来企业建厂房。在整个珠三角核心区的地域上，各种外来资本几乎同时建厂。大量外资引入必然要招收大量外来农民工，成千上万农民工的涌入需要住处，村社集体不仅允许农民在宅基地上建房出租，而且可能为农户分若干宅基地建出租房以解决外来农民工的住宿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县市、乡镇、村组以外，当地农民也加入到土地开发和工业化进程中，从而形成了五个轮子一起转的快速工业化。结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珠三角核心区即全面实现了高度工业化，甚至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中心。珠三角核心区的土地也很快耗尽。

　　五个轮子一起转的珠三角工业化模式，好处是实现了快速且高度的工业化，坏处是缺少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不规范，使得土地上覆盖了各种用途的物业，且覆盖了各种不同的产权，形成了刚性的土地利益。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产业结构升级，以代工为主要特征的加工制造业大量外迁，珠三角土地上进行重新规划改造与建设以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却可能因为已经开发土地上附着的刚性利益而难以开发，从而造成珠三角大量低效使用土地难以改造的困境。

　　珠三角核心区以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因为“五个轮子一起转”所导致的摊大饼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没有做到合理利用土地，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都存在缺陷，无法满足更高质量城市化的需要，从而成为了城市化的教训。五个轮子一起转的摊大饼的城市化已经终结其历史使命，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学界有人主张“农民自主的城市化”，就是主张农民在他们具有使用权的集体土地上进行工商业建设，这显然是缺少对包括珠三角在内的中国过去摊大饼城市化教训的了解。当前所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搞不好也会造成缺少规划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陷阱，因此要特别警惕。

　　五、村庄是中国城市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城市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进退，即城市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时，农民进城，城市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时，农民返乡；农民年轻时进城，年老时返乡；农民家庭中年富力强子女进城，年老体弱父母留村。也就是说，中国农民的城市化不是一次性进城，而是保留了在城乡之间不断往返的可能。宜进城就进城，不能在城市体面生活就返乡。正是进城农民可以在进城失败时返乡，中国城市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农民在缺少城市体面生活时仍然可以保持农村体面生活。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讲，年富力强子女进城务工，收入机会多。中老年父母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却可能有能力留村种地。留村种地不仅有农业收入，而且种地是一种就业，有就业有收入才觉得有价值。农村有自己的住房，有农业收入，还有房前屋后的庭院经济，农村生活成本就比较低。正是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留村务农，及由此形成的农户家庭“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而使农民家庭每年收入多于支出，年年都有节余。有节余的日子才是好日子。

　　“半工半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农民家庭的代际分离，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留守老人问题。年老父母留守偏远农村，年轻子女远到沿海务工，使得农民家庭之间的相互照料变得困难。更糟糕的是，当前中西部农村，因为县城房地产的开发，大量农户进城买房，但县城缺少二、三产业就业与收入机会，进城买房的农民无法在县城生活下。大量年轻子女到沿海或大城市务工经商，老父母留村种田，县城的房地产要么卖不出去，要么卖出去了却无人居住。如果地市一级因为聚集而形成规模效应，从而有了二、三产业发展的条件，有了有各种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则进城买房农民就可以住在城市寻找务工机会，他们条件好就可以将农村留守父母接到城市来。条件不够好，在地市居住工作的年轻子女可以随时回到农村照看父母，留守农村的父母也随时可以向居住在城市的子女输送新鲜农产品，并因此加深代际之间的情感交流。地市一级的范围，从村庄到城市也就一个小时的通勤距离，分开居住的父母与子女可以保持便利的交流。

　　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保留农民的土地权利，让进城失败或无法全家体面进城的农户家庭仍然可以从村庄中获取收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可以保持稳定的重要秘密。

　　六、“三个轮子”一起转的城市化

　　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城市化一定会十分独特且可能会很曲折。我以为，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战略应当同时注重三个方面。

　　第一，以开发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建设可以成为吸纳产业和进城人口的主要区域。开发区要保持其生产性，核心是土地上不能形成食利者，要将开发区产生的主要价值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保持廉价进城的条件。城市化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产业，以及更好地服务于进城人口生产生活的。高昂的土地价值以及房价使中国失去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优势。以开发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化，为中国产业发展、为中国进城人口在城市体面安居、为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强有力支撑。这样一种开发区模式既包括国家级新区，国家开发区，又包括省市各级的开发区。县级及以下则应限制开发区建设。

　　第二，目前已经覆盖了大量既得利益的老城区，老工业化地区，因为土地上不仅有着复杂的既得利益结构，而且上面有大量仍然具有使用价值的建筑，这些城区改造就应当缓行。当前全国推行的“三旧改造”，“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往往改造一个城中村，地方财政就要花费数十亿元。如此高昂成本的改造导致城市土地极其昂贵，并使城市无法容纳低成本的生产与生活，而且这样的改造将本来还具有使用价值的物业拆除，造成了严重浪费。这样的改造往往还会造成各种各样钉子户，容易激化矛盾。

　　中国城市化不应当是在老城区里面进行拆除重建，而是在新建开发区进行建设。一旧一新，两个轮子同时转，才是最好的城市化。

　　第三，中国城市化并不排斥和消灭村庄。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互补的而非互斥的关系。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