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制结构，此类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近几十年的繁荣，已经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制度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取消户籍制度、允许国人自由迁徙条件尚不具备时，渐进式的改革就显得十分必要。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日前透露，今年全面落实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调整完善2017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分配办法，并督促各地研究出台全面落实人地挂钩、人钱挂钩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和细则。同时，在推进特大镇扩权赋能方面，要推动公共服务从按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转变，允许特大镇按照相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市政设施、公共服务标准建设发展。

　　这意味着，未来不管是城市规划还是特大镇建设，住宅用地供应、市政建设等公共服务，都将按照常住人口规划，而不再主要参考户籍人口。这种情况下，常住人口远超户籍人口的一二线城市加大住宅用地供应将成必然。

　　事实上也是如此。今年4月，北京发布未来5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住宅用地供应大幅增加，其中自住房和租赁房新建方面，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上海本月发布的《上海市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也大幅增加了住房土地供应规模，尤其是租赁住宅的土地供应。此外，深圳、杭州等地也出台了类似政策。

　　这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调整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而不是死守某个指标或行政划分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施政思维转变。

　　实际上，中国整体并不缺住房。根据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位居世界前列，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统计局也回应了民众关于是否“被平均”的疑问。

　　问题出在结构失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实行“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战略，土地供给向三四线城市倾斜，与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的趋势背离。这种供需错配，导致部分一二线城市土地供应不足，房价畸高，负面影响不断;而三四线城市土地则供给严重过剩，土地浪费、空城现象屡见报端。

　　以京沪为例，非户籍常住人口占比为40%左右，分别达到820万和980万。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原有的公共服务、城市设施建设多是按照户籍人口、行政等级来配置，这就导致不少人口净流入较多地区，外来常住人口享受不到相应资源。

　　决策层近年不止一次提到，要建设中国新型城镇化，其核心在于“人的城市化”。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对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城镇化不仅仅是物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城镇的发展终究要依靠人、为了人，以人为核心才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本质。

　　换言之，只要在一个地方有稳定的工作和居住，就应该和当地的居民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包括购房资格和子女入学等不应该受到歧视，包括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应该纳入到居住地，和当地的市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来分配住宅用地供应和市政建设，亦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城市高房价的弊病，不能一味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同时，也是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表现。

　　允许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自由选择居住，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虽然完全打破目前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制结构，因牵涉利益众多，条件尚不成熟，但这一项涉及众多人口的民生问题，正倒逼着改革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