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江亭：唐代成都著名景观

　　成都历史上的著名景观当推合江亭。中唐时，韦皋镇蜀，凿解玉溪，又于郫江与流江汇合处建合江亭。此亭与郫江北岸的张仪楼、散花楼位于一线，后在其旁修建公共空间——合江园。宋人蔡迨《合江园记》：“合江园，唐尹韦忠武（韦皋卒谥忠武）作，后因其亭为楼阁台榭，参植美竹异卉，荟翳参差，而春芳夏阴，波光月晖，以时献状无不可爱，故为成都园亭胜迹之最。”郫江改道之后，仍与流江在合江亭汇合，两江拱亭，风景依旧，晚唐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成都人流连云集之处。
五代时，合江亭成为了王室贵族的专用之地，这个人文景观就渐渐远离民间社会。南宋时，成都知府吕大防《合江亭记》：“久茀不治，余始命葺之，以为船官治事之所。俯而观水，沧波修阔，渺然数里之远；东山翠麓，与烟林篁竹，列峙于其前；鸣濑抑扬，鸥鸟上下，商舟鱼艇，错落游衍，春朝秋夕，置酒其上，亦一府之佳观也。”南宋末年，这一风景因战火而消失了。

　　东园：宋代成都园林的经典

　　宋代成都园林尤其多。比如东园，益州路兵马司钤辖厅东园有池亭台榭，名花美木。此园为钤辖种湘所建的私家园林，李良臣《钤辖厅东园记》：“惟旧有池，泉窦堙塞，涸为枯泥。偶以新泉破地而出，从而导之，则故泉继发……因筑堂其北，名之曰双泉，夹以二轩：曰锦屏，以海棠名；曰武陵，以桃溪名。梁池而南为亭曰寒香，以梅名；后为茅亭，曰幽芳，以兰惠名。池东为大亭曰三雨，以桃、杏、梨名。池南两亭，东西对峙，曰绿净，曰连碧。双泉之北，有老柏数十株，巨干屹立，为亭其中，曰翠阴。复楼其东，曰朝爽。西因垣而山，曰五峰，下曰五峰洞。前为山馆，水绕环之，宛如山间也。于是来游者舍辔而入门，则尘容俗状，如风卷去。俯清泉，弄明月，睇层峦之峨峨，悦鸣禽之嘲唽，风露浩然，烟云满衣。主宾相视，仰天大笑，初不知其身之在锦官城中也。”
东园之景，可视为宋时成都园林的精华。

　　宋时成都尚有一园林名为西园。宋人章楶《西园》诗序：“成都转运司园亭，旧伪蜀时权臣故宅也。清旷幽静，随处皆有可乐者。”其诗曰：“古木郁参天，苍苔下封路。幽花无时歇，丑石终朝踞。水竹散清润，烟云变晨暮。何必忆山林，直有山林趣。”根据诗中所记，西园尚有玉溪堂、雪峰楼、海棠轩、月台、翠锦亭、潺玉亭、茅庵、水阁、小亭等景观，想来也是一处难得的私家园林了吧。西园旧址当靠近解玉溪附近。

　　至明时，既有蜀王府，当有别苑，其时名为中园（华西坝一带）。因五代梅树所留下来的不多，改种梨树。费密《荒书》:“中园者，蜀王外囿，有梨花千余。孟蜀时老梅卧地，谓之梅龙。成都俗以三月三日于此走马饮酒为戏。”

　　明清时期的成都园林众多，游赏习俗流风不衰。《成都通览》里则记述花园，且分公立、私立两种：“成都之花木，以内城为多。售花木之花园，城外则以二仙庵之花市、万佛寺之花园为便；城内则以玉皇观侧之数家、陕西街之农花仙馆为便。若公立之花园，只可游览宴会。私立之花园，并宴会游览，亦不常有，只可借用。”其公立花园包括：方正街的丁公祠，不仅有亭台楼阁之胜，且花木葱笼，一年四季，官绅借此宴宾者甚多；位于贵州馆街的贵州馆内，池亭花木也美不胜收，特别是馆内那片梅林，当早春季节梅花盛开时，芬芳四溢，景色宜人，故来此游宴者也不少。

　　此外还有东门外吟诗楼、南门外武侯祠、二仙庵草堂。私立花园的数量更多，布后街的孙家花园，花木扶疏，亭榭错落，池沼蜿蜒，一派富贵气象。当时城内不少绅商人家，常在此举办红白喜事、祝寿宴、春酒宴。此外还有城内小福建营龚氏遽园、城南三槐树王家花园、东门外双林盘钟家花园、南门外草堂寺侧冯家花园、南门外百花潭对面双孝祠花园。

　　成都游宴的场所大约有一二十个，各具风情。比如武侯祠、枕江楼，官绅送行，多选择在这些地方设宴饯别；西门外的草堂，有修竹万竿，梅花亦盛，不仅景色宜人，且地带开阔，无论是春日游宴，还是夏日纳凉，这里都是理想的场所；小天竺，不仅有亭榭之胜，且有古榕之奇，是举办宴会的理想场所，一年四季都有诗人文士在此雅集；位于二仙庵的双孝祠，花木台榭别有一番风韵，这里毗邻青羊宫，每年花会时节是旺季，“官绅宴于此者，日以数百计。”

　　清末成都四大名园

　　清末成都有四大名园：前卫街的“宫保府”、东珠市街的“李府”、方正街的“大夫第”、北忠烈祠街的“可园”。宫保府即嘉庆年间爱国将领杨遇春的宅院，占地十六亩，共有大小厅室一百零八间，由正房、后院、花园、练武场和五个小院组成。花园里有银杏、荷塘、假山、荷花等，且种有紫薇花。

　　李府又被称为李家花园，是巴金祖父的家，也是著名小说《家》中高家生活的蓝本。在《家》中有这样的描写：“……右边是一带曲折的回廊，靠里是粉白的墙壁，上面嵌了一些大理石的画屏，再过去还有几扇窗户，那是外客厅的；外边是一带石栏杆。栏杆外有一座大的假山，还有一个长条的天井，平时种了些花草；又有一个花台，上面几株牡丹的枯枝勇敢地立在寒冷的空气中……前面是一个大坝子，种了许多株高大的松树。”李家花园之美可见一斑。后来，巴金的祖父过世后，就把房屋分给了几个孩子，巴金的父亲就分到了现在的战旗文工团所在地的一半(另一半为当时的英国领事馆所在地)。再后来，因家道衰落，巴金的父亲就将屋宅卖给了时任四川省保安总司令的刘兆藜，刘兆藜将宅院连同刚买的英国领事馆一起，改名为“藜园”。

　　清末民初，成都还有一座唐府，与李府并称为“南唐北李”。“南唐”即文庙街的唐家花园，有一段时间，这里被误以为是学者唐振常的居住地。唐友耕的后人唐劳绮曾告诉我说，这是唐友耕的后人留下的园林，后来因家道中落，一部分买给唐振常家，也就产生了这样的误会。“唐家花园”占去文庙后街大半空间，为四进大宅，大小房屋六十余间。最具特色的是它的后花园。唐振常描写道：“园中既有戏台、假山、水池，富中国园林之胜，复有西方园林的开扩的大草地。我们一房住在这个大花园里，住房宽舒之极，活动的天地极为广阔，有山可登，有洞可入，有水可涉，花木丛中、鸟语花香，自然感到快乐。”由此可知，此前的唐家花园的风貌应该与此极为接近，只是后来稍加修葺而已。

　　可园是当时成都最大的私家园林，其占地一百余亩，其主人为吴敬诚。为了设计好花园，主人请来了苏州的园林设计师，因此可园历时四年才告竣工，建成后的园林颇有苏州园林紧凑、精致的特点。不仅如此，设计上还融入了川西园林的特色，在园中修有戏台，天天上演川戏，而且对外开放。在可园里有“四林”和“四园”，“四林”是梅林、柳林、银杏林、紫荆林。每一片林子都被设计成不同的形状，梅林呈椭圆形，银杏林呈弯月形，紫荆林为长条形，而柳林则是正方形。“四园”指橘园、李园、橙园、桃园，每座林园都以女墙相围，形成不同形状而又相对独立的区域。据流沙河著《芙蓉旧梦》记载，可园是四川最早正式的川戏园子。

　　此外，在东玉龙街十八号还有一座寄芳园，其后人吴野回忆说，此园大约兴建在咸丰同治年间，吴氏家族本是江西南城县人，在当地修建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花园，取名寄芳园。后有一支游宦四川，为纪念故籍旧居就修建了这一处花园，且取名寄芳园。其中“有杨柳楼台、长宜楼、第二海棠天、玲珑世界、停秋等厅堂、楼阁、水榭和曲折的回廊；有大小不等的三座假山，两处池塘；有高大的树木、茂密的竹林和后花园”。

　　同治十年（1871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游历四川时描述对成都的印象：（成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最秀丽雅致的城市之一……街道宽畅，大多笔直，相互交叉成直角……所有茶铺、旅馆、商店、私人住宅的墙上画有图画，其中许多幅的艺术笔触令人联想起日本的水墨画和水彩画……这种艺术情趣在周围郊区随处可见，而每一个小城镇在这方面都好像是成都的再现。由红沙石建成的牌坊在乡间触目皆是，所有的旅游者无不为其精湛的艺术而感到惊异，牌坊上布满了以神话或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浮雕，大都具有一种幽默感，其中一些不愧是中国的艺术杰作。这种优美，在人民文雅的态度和高尚的举止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成都府的居民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他各地。”

　　那时的成都园林尚多，人文景观也很不少，如洗墨池在清代道光年间改建为墨池书院、精舍，恢复旧观；川西大儒刘沅在道光年间主持修复惠陵（刘备墓）和武侯祠，门题“汉昭烈庙”，气象一新；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在元代毁于战火，明代重建，后又多次重修，杜甫草堂才逐渐成为成都最著名的风景名胜；青羊宫在宋代即为游览胜地，清代多次重修，逐渐形成近代的宫观风貌；望江楼在清代建了吟诗楼和浣笺亭，同时又建成了一系列池榭厅坊，成为两河的著名景点，大慈寺在明末之后焚毁，清代重建，占地四十多亩，但这已非唐宋旧观。这些公共园林，各有特色，其规模和风格虽有不少的变化，但依稀可见成都园林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