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

中国扶贫基金会前执行会长

　　撰文：何道峰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7年9月刊“道峰论公益”专栏

　　中国正行进在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很难定义的阶段。以现代化经济尺度而言，中国正行进在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转变的路上，中国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重上升到60-70%之间，城镇化居住人口超过50%，似乎再使一把劲，中国就能跻身于现代化工商文明国家之列。

　　以现代化政府的横向比较而言，通常这个阶段的政府都逐渐转变为一个体量较小的现代职能型、服务型政府，而中国恰好与可比较的现代化历史趋势相反，政府日益转变为一个体量越来越大的强权控制型、维稳型政府。

　　通常，政府小型化、服务型的逻辑是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并转移政府过大带来的官民冲突，另一方面则是居民自由志愿捐赠与公益慈善组织快速发展以承接政府小型化出让的公共空间，通过横向的人际连接、沟通与公益精神的相互激发来缓解社会冲突，导引人的价值取向与归属，为国家进入全面现代化助力。

　　可中国当下的情况是，个人志愿捐赠严重滞后，民营企业家捐款严重超前（几乎每月都有宣布超越前人捐款数额的承捐人），成熟度高的公益组织严重发育不足，对公益慈善的公共研究、认知与人才累积严重不足。

　　因此，中国面临之挑战大于机遇。本文仅对美国国家公园的公益个案初析，以提供我们公益慈善所承载的社会现代化思考与行动的启迪。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公园”这个概念在人类文明史中源远流长，而“国家公园”这个概念及其背后的一整套运作机制，则是美国公益慈善的创新，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后社会现代化的协同进程。美国国家公园以1872年黄石公园的创立为起点，到1916年美国国会专门立法成立国家公园服务局，并规定国家公园不得使用政府财政拨款，1933年再度修定法律助推，1956年国会首次批准国家公园开始补贴性使用政府年度预算拨款——逐渐成为一个大规模进行环境保护、公民环境娱乐和公民环境意识训导的公共空间或公益系统。

　　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会批准成立几个新的国家公园或保护地。到2015年止，美国国家公园系统在联邦层次上有法定国家公园400余个，保护面积超过8400万英亩，相当于5亿多市亩，每年进入公园参观体验的美外游人已超过3亿人次。

　　加上各州的公园和县级的公园，美国合计有2.58万个公园和保护地，其保护面积达12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的14%，相当于全世界保护地面积的10%。另外还有787个国家海洋保护区域，涵盖127万平方公里的水域，相当于美国海洋总面积的12%。

　　在美国国家公园机制的引领下，世界各国在二十世纪特别二十世纪下半叶引入“国家公园”概念，创建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公园”近4000个，不同程度地保护自然土地4000万-5000万平方公里。但直到今天，美国国家公园无论从规模、理念、管理机制、环保科研水平、人与环境友好程度等等方面，仍然是世界环保公益的领跑者。

　　可是很多人没有深入研究和思考过，美国“国家公园”从发明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公益领域，是各类慈善家个人推动的结果，政府只不过对这种民间倡导与推动，作出正确响应罢了。这个进程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慈善家扮演主角进行推动和倡导、政府作出适调性响应、全体公民普遍参与的社会现代化的缩影。

　　“国家公园”这个概念和公共环境保护的内涵，最早是在1831年由专门醉心于本土印第安人文明与野生环境保护的画家乔治·卡特林提出并在西部运动中倡导的。

　　1855年，戛伦·克拉克放弃了他的财富和职业追求，成为加州优山美地峡谷中巨杉树的守卫者和环保倡导者。他为此举债累累，最后为还债卖掉他的旅馆等企业资产，终身与年轻一代的约翰·缪尔一起共同推动优山美地国家公园和红杉树国家公园的创立而倡导奔走，直至1910年96岁时去世，自选安葬在优山美地国家公园峡谷。

约翰·缪尔

　　约翰·缪尔比克拉克年轻24岁，在工业化流程中找不到生命的感觉，转而到威斯康辛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将生命投入“旷野大学”，成为终身环保与自然主义大师。由他领导倡导（包括筹资）创立的国家公园有优山美地国家公园、加州红杉树国家公园、旧金山缪尔红杉树国家纪念碑公园、华盛顿州多雨山国家雪山公园等等，其所创立的Sierra环保俱乐部现在超过100万会员，影响甚巨。

加州红杉树国家公园

　　1860年，瑞那尔兹筹款并与环保主义者费迪南·海登首次组织科学考察怀俄明州北部并进入黄石公园；1869年，“库克—福尔撒木—彼特森”三个私募基金会组织的科考探险队再次进入黄石公园；同年“华西本—拉格福特—斗恩”也私募基金并组织了对黄石公园的科考探险。这些科考探险报告成了海登、库克等人进行倡导并最终由国会于1872年批准成立黄石公园作为第一个国家公园的前提。

　　美国的每一个国家公园创立的背后，都有无数“环保慈善家”共同努力的感人故事，总统的提名和国会的批准只是这种社会慈善公益协同的结果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写信给约翰·缪尔要跟他一起考察优山美地峡谷时，竟然被这个环保主义者拒绝了。后来罗斯福总统写信申明不带随从在山里露营三天，缪尔才同意。于是有了罗斯福总统与缪尔在红杉树林与优山美地露营独处三天的科考浪漫故事，以及后来官方对民间环保公益的良性互动与积极响应。以致到1916年国会第一部国家公园立法（成立国家公园服务局NPS）时，已有15个国家公园按这种民间倡导的方式创立。

　　最重要的是，1916年的国会立法明确禁止国家公园使用政府预算资金，NPS主席按公益组织领袖由社会公开选拔后经国会任命，因此使美国的国家公园一开始就属纯粹的公益慈善事业。其中，不得使用财政预算拨款的法律规定一直沿用到1956年国会批准每年财政补贴国家公园10亿美金时截止，而彼时美国国家公园的数量已接近200个，保护自然土地已接近2亿市亩，简直不可思议。

　　人们也许要问，专门捐款的慈善家在这场环保公益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首先，上述我们谈到的那些人包括缪尔几乎都是企业家，他们所从事的公益环保事业都是自己出钱的。其次，普通公民捐款捐时间介入始终成为该项公益事业的支柱。而企业家们则通过捐款购买土地、建立信托基金等等方式介入国家公园的筹建、保护及管理、科研等等。

　　如威廉·康特将位于旧金山附近树龄千年的红杉树林4000多市亩捐建国家公园但坚持用缪尔的名字命名；洛克菲勒家族在黄石公园南部核心部位杰克逊点买下2万多市亩土地后捐给大提顿公园，促成该公园南北打通形成140万亩的大提顿国家公园。斐斯威尔·巴克斯特将继承自父亲詹姆斯·巴克斯特的公司财产和遗志用来购买围绕Katahdin山（东部沿海最高峰）附近的林地，花30多年时间从18000市亩买到150万市亩，并留下最后的700万美元建立基金会，捐建且按“让她永远旷野”的遗愿，维护缅因巴克斯特州立公园。当他1969年孑然一身与这个世界作别时，其骨灰撒在这片广袤而纯真的保护地上。如此等等。

　　美国国家公园作为人类文明史中经济起飞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公益慈善行业个案，是否可以给中国政府部门精英、公益部门精英和慈善家精英们带来思考和启迪呢？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古希腊为追求真理而死的第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那句著名的话：“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