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近日刊登系列文章“北京的无奈”，文章试图通过放大北京城市管理中的个别难题，挖掘这座城市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所存在的包容性问题。

　　事实上，最近几年，为应对人口密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适时对城市定位作重新规划，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落实。比如，北京将较为低端的工业、服务业等非首都功能转移，并加大了对城市内一些非正规经济的治理整顿力度，连带将相当一部分低端劳动力迁出了城市。这客观上也带来一个问题：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还有2亿至3亿规模的人口需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人口城市化的门槛看似不降反升，中国城市包容性发展路在何方？

　　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中。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差不多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对农民而言，“进城”意味着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哪怕是在城乡一体化已初见成效的今天，城市生活总体上吸引着多数国人，乃至于最底层的民众也将城市视作家庭希望之所在。中国这么大的城市化规模，城市生活仍然保留着相当吸引力，说明城市发展总体上是健康、包容的。

　　但今日中国的城市化也驶入了十字路口：是让城市更具包容性，还是提高城市化门槛？一方面，体制上的城乡分割已基本上不存在，只要有条件、有动力，哪怕是最底层的农民也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另一方面，“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中心城市的活力。如何让希望进城的人口顺利进城，让已经进城的市民生活得更加舒适，不是一个理念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城市包容性考验着市政当局的智慧。在笔者看来，不能说中国城市治理已经尽善尽美，但每一个城市都在努力实现包容性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笔者生活的城市武汉，每到天寒地冻之时，民政部门都要派工作人员寻遍城市角落，主动救助流浪人员。让每一个城市居民都可以有生存之道，也是每一个城市都在践行的理念。为此，某些市政部门也作出了牺牲。将城中村比作“贫民窟”的学者甚多，但在实践经验上，这两者有可比性吗？域外国家的“贫民窟”有这么好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尤其是社会治安)吗？“贫民窟”里的“贫民”有居住在城中村的“蚁族”努力、充满希望吗？

　　客观看待中国城市治理实践，便会发现中国城市之所以充满吸引力，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有为政府。实践远比理念复杂，中国城市化速度世所罕见，却未带来社会动荡，城市安全且充满朝气，已经在挑战“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这个著名的亨廷顿悖论。

　　在笔者看来，包容性发展仍是今日中国城市化的主导特征。中国城市体系存在“差序格局”，“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之间，既存在高低秩序，其资源集聚能力、城市活力等依次递减;但也存在分工合作关系，是平等的功能互补关系。就城市生活舒适度而言，小城镇也不亚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而北京、上海之所以要花大力气严格控制人口，恰恰是因为其城市生活舒适度下降。像笔者生活的武汉以国家中心城市定位，就未曾有过类似动作。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更有积极性来吸引农村人口。

　　从中国农民渐进性、阶梯性“进城”特征看，也反向说明中国城市化优势。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家庭实行“半耕半工”“一家两制”，年轻人在城市奋斗，老人和小孩在农村完成家庭再生产;家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有条件逐步进城。年轻人即便在城里买房，如无法承担全部家庭成员的城市化，也仍会实行保留“一家两制”的状况。并且，农民可以根据家庭条件，选择最合适的城市化方式。条件不成熟时，就在县城和小城镇买房，实行就地城镇化;条件允许，就到大中城市安家落户。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城市都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合适的城市定位。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依据其城市定位客观上提高了城市化门槛，并不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不妨碍中国城市的包容性发展。

　　(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