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城市规划学刊》创刊60周年。作为这份刊物的创刊人、主编，同时作为一名从事城市规划事业长达72年的专家，董鉴泓先生如何看待高校的“规划热”现象？中国城市规划如何与国际接轨？未来中国城市规划的方向是什么？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董先生。

　　落脚点必须是中国城市规划问题

　　文汇报：董先生好，首先恭喜您创刊并一直担任主编的《城市规划学刊》（下简称《学刊》）在今年迎来60周年诞辰。您可否简单回顾下《学刊》的办刊历史？

　　董鉴泓：好的。《城市规划学刊》创刊于1957年，最早叫《城乡建设资料汇编》（下简称《汇编》）。《汇编》先是油印本，后来改成铅印本，印数不多，主要作为内部资料在行业内赠阅。《汇编》上刊发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是我们系教师的学术成果，二是一些来同济讲学的外国专家的讲稿，比如苏联专家杜拉耶夫的讲稿等。《汇编》不定期出版，出了10期，“文革”停刊。

　　“文革”后，我恢复了城规教研室副主任的工作，就和大家商量继续做《汇编》（更名为《城市规划资料汇编》），大家都很支持。《汇编》没有经费支持，我觉得应该想办法解决。我找了石家庄市城建局帮忙，他们很快给我们拨了经费。1978年，《汇编》正式复刊，为双月刊。当时每期刊物都是我们教研室的陈运帷带着稿件乘火车去石家庄市编排付印的。《汇编》当时已经可以订阅了，我们的读者主要来自学界和业界。为了节省发行费，我们教研室全体同志都参与包装和送到邮局寄发，一个人大概负责几个省市。1980年，经费又有困难，我又去找南昌市规划处资助。再之后，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又帮了好几年。

　　1986年，同济大学收回了刊物，改名叫《城市规划汇刊》（下简称《汇刊》），是东南大学齐康院士提议的。后来，为了增加刊物的学术权威性，我们又邀请了一些高等院校参与协办，目前共请了14所高校，还有10所大的规划院。刊物不仅改为全彩页，2000年后还制作了光盘，并出版了《城市交通》《城市发展与规划理论》两本增刊，后来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规划院专辑。

　　国家科委最初从3052种刊物中选择了1227种可以作为科技论文水平统计的刊物，《城市规划汇刊》一开始而且一直被列为统计源期刊。199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400余位专家鉴定《中文核心期刊》，《汇刊》被选入了数据库。1994年，刊物获得美国国际CODEN中心授予国际刊名代码CGHVFT。我记得从那时开始，我们的作者来源不但有国内各地的，还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的。我们的稿源很充分，投录比达到了10比1以上，优中选优。

　　其实这个刊物办起来不容易，在较长时间它一直是“三无”单位——无经费、无固定编制、无专用办公场所，由我及陈运帷兼职编辑，不另加工资。1999年，我们争取到了人员编制。

　　2003年，我提议把刊物名字改为《城市规划学刊》（下简称《学刊》），感觉这样更能突出学术性吧。2004年更名后，我们请专业美编黄申重新设计了封面，扩充到了112页。在同一年，我们又创办了“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2005年，在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主持下，《学刊》联合《城市规划》共同举办城市规划优秀论文评选活动，2008年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一起联合主办，奖项名称正式确定为“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成为年度发表论文的最高奖项，影响很大。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评价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研制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显示，《学刊》同时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的“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卷和“人文社会科学”卷收录，影响因子在所属的两个学科领域中均位居首位。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土木建筑工程学科领域的144种期刊中，以及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经济计划与管理学科领域的36种期刊中，《学刊》的复合类影响因子均位列第一名。

　　坦白说，60年前创办这本刊物时，我没想到它可以走到今天，已经出了237期了，更没想过可以办得这么好。

　　文汇报：60年前在院系层面创办学术刊物的好像不多，尤其是工科院系，您当时怎么会想到办这份刊物？   

　　董鉴泓：首先，我认为一个学术单位必须要有自己的刊物。1956年同济成立城市建设系。我感觉当时有名的大学都有自己的刊物、学报，院系一级有没有自己刊物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我觉得我们系应该有。因为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城市建设方兴未艾，但城市建设、规划专业只有教材、课堂是不够的，我们教师的学术成果、国内外的先进经验需要传播的渠道，我想把这些学术成果汇集起来，这就有了《城市建设资料汇编》。

　　另外，我有办刊物的爱好。1940年代在同济读书时，我就担任工学院壁报联合会主席。1949年5月我创办了《同济人报》，就是现在的同济校报。我年轻时担任过《解放日报》《文汇报》通讯员，上海解放初同济医学院学生护理伤病员的稿子就是我写的，195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通讯员”。我还在《文汇报》发过文章，谈治淮问题。

　　文汇报：请问编辑部的选稿标准是什么？近年来有哪些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稿件？

　　董鉴泓：标准是在办刊过程中不断打磨的，1978年复刊我们主要提倡三点——学术性、前瞻性、创新性。我们选稿秉承学术第一的原则，不收人情稿，更不收版面费。

　　前瞻性比如2010年举办世博会、2014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我们编辑部都会找到合适的作者约稿。

　　创新性主要在于稿子关注的问题。大约1999年的时候，在英国加迪夫威尔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读博士的中规院赵燕菁给了一篇稿子，内容是从国际政治经济角度谈中国的城镇发展问题。修改后，这篇题为《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中国城市化》的文章刊登在了2000年《城市规划汇刊》第一期上。后来，他应邀来参加我们的“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并发言，他第一句话就讲：“我是来报恩的，感谢董先生当年在《汇刊》上发表了我非常大胆的一片文章，给了我学术上的自信。”那时才获悉，之前他曾投过其他期刊，但不敢采用都退稿了。

　　除了刚刚讲的三点，一直以来我坚持一个宗旨，就是稿件所写的内容，一定是要和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有关的。城市规划可以和很多学科产生关联，稿件可以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作者可以是城规专业以外的学科背景，我们也坚持“立足中国，汇聚国际”的定位，但我认为入选的稿件必须是落脚在中国城市规划问题上的。而且，我希望文章的视角不要太微观。

　　文汇报：对于一份走过甲子的学术刊物来说，刊物本身不断创新很可贵也比较难，近年来《学刊》有什么变化吗？

　　董鉴泓：有。我们从2014年第5期，即总218期开始创办了一个新栏目“笔谈”，每期邀请10位左右在城市规划一线的工作者、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围绕编辑部出的主题展开讨论。其实我们编辑部以前也会不定期邀请业内专家围绕新政策、新话题畅谈，做些记录整理，但总觉得挂一漏万，时间上大家也不自由，所以干脆开了这个栏目请大家来写，几百上千字都可以，把问题、思考都写下来，也不追求用学术论文的文体。第一期笔谈的题目是“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因为当时政府文件和中共十八大报告里贯穿了“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中国”两大主题，我们请了国家发改委、清华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8个机构的权威专家，从社会、经济、文化、规划等不同专业角度出发来谈“新型城镇化”。这些年我们还做了“大数据热背后的冷思考”、“从空间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规划思考”、 “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成像规划思考”、“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等主题的学术笔谈。最新的一期是“城乡规划教育如何适应乡村规划建设人才培养需求”，邀请了来自全国14所院校、研究机构和管理部门的18位专家，目前看来，这个栏目反响很好，在业界学界都很受欢迎。

　　要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规划研究

　　文汇报：翻阅了几期《学刊》，我发现文章比较多谈中国规划相关问题，介绍国际规划界动向的文章比较少，今后会增加与国际接轨的内容吗？

　　董鉴泓：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没必要与所谓国际经验接轨。改革开放后，我们请了不少外国专家参与各地城市规划，但我们本土规划界很多人对此是有意见的，包括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一些奇怪建筑，在社会上都产生了负面评价。

　　我始终认为城市规划不是一个技术型、工程型的工作，更多的是涉及文化问题，做规划一定要深入了解历史、地理和现状条件。请外国人做一些区部地段的投标未尝不可，但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概念规划，最好是由本地或者了解当地情况的本土规划师来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有限，他们来几天，做一个方案出来，怎么可能搞得好？

　　最近几年好像聘请国外规划师的热度低了，这是对的。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已经基本定型，现在都是小修小补、城市更新。我记得之前有美国规划专家交流团到同济来，在我们看来，他们谈的问题都实在太微观了。这些年，我们培养了大量本土的优秀规划人才，完全有能力做。

　　文汇报：在您看来，根据中国城市规划的特点，建国后中国城市规划大致可以归纳为哪几个阶段？

　　董鉴泓：我认为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建国初的热门期，受前苏联影响比较深，当时有个苏联援建“156项工程”要落实。在1953年至1957年的“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到“加强新工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地方计划包括……城市建设的计划”并设一节专门叙述“在城市建设计划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计划公布后，我很受振奋，马上写了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城市建设工作的若干问题》，刊登在了1955年3月的《建筑学报》头版头条。“一五”时期，从国家层面选取西安、洛阳、兰州、包头、太原、成都、大同等八大重点城市进行规划。当时的规划主要是物质形态方面，不太关注文化层面。

　　第二阶段是“文革”停滞期。“文革”前后大约15年损失很重，各种运动导致城市规划工作停止，很多规划图被烧了，大量规划人员被分到西安、攀枝花从事其他工作，甚至这个专业都一度被撤销。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时期，流行“走出去、请进来”。我记得1980年代初，同济大学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华昌宜教授来作报告，对我们教研室冲击很大，在《城市规划汇刊》1982年第6期我们刊发了华教授的《美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及变迁》一文。这一时期，国家层面也有不少大手笔的开发开放，比如1980年代看深圳、1990年代看浦东。

　　第四阶段是现在的挑战期。在经济发展带动下做城市规划，难免“规划赶不上变化”，比如北京、上海的人口规模是几何级增长的，这个在之前很难预料到。

　　文汇报：您认为未来中国的城市规划方向是什么？

　　董鉴泓：我想应该是发展城市群这种新发展形态。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城市病”，能够明白城市规模太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流动人口太多带来的问题等等。那么，城市群一般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能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我们国家现在提出，要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国际枢纽为核心，打造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

　　将来的话，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中西部小城市城市群，逐步转移工业，但具体时机我现在说不好。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近30多年来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对中国历史名城的保护从来没有中断过。比如，对上海外滩建筑群的保护，比如在苏州平江府至今不允许建造高层建筑等等。从客观来讲，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建筑为多，本身较难长期保存；另一方面，近些年一些地方出现“抢名城、不保护”的情况，当下带有保护性质的城市规划工作越来越有难度。

　　对规划者来说，这些都是挑战。将来的工作重点，需要更大的智慧来协调经济发展与行政管辖之间的矛盾。

　　文汇报：如今，国内开设城市规划专业的高校达200多家，您认为这符合目前国内城市规划对人才的需求吗？

　　董鉴泓：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全国有规划专业的高校大概只有四五家，包括同济、清华、重建工等。“文革”以后恢复得最快的是同济，师资力量各方面都保存得比较好。

　　现在全国城规专业的数量“井喷”，我感觉好像有点太快了。问题是，这200家里有多少家确实具备条件来办这个专业？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对近几年同济规划专业的毕业生择业观是有意见的，基本上他们都挤在同济自己的规划院里。这对同济规划的发展也好，对全国的规划事业来说，都是不利的。1955到1957年毕业分配的时候，我都有意识地将我们城规专业的学生分到全国各地去，中西部最早的城规专业人员都是同济毕业生。同济的城规专业入选了刚刚出炉的“双一流”学科，我们的学生在专业方面是优秀的，应该走出同济，散作满天星。

　　（本次报道特别鸣谢《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王雅娟、肖建莉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