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成绩，都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现在城市化主导的阶段已经到来，拐点在2013年已经发生。城市化接替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未来经济增长以城市为核心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从长期历史看来，经济增长就是城市化问题。从世界范围看，世界的城市化率、世界人均GDP水平、世界总人口是联动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和人口增长、城市化同步进行的，呈现三位一体的态势。未来经济增长一定是以城市为核心的。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大城市经济密度高、经济产出高的区域，都聚焦在几个大都市圈。

　　把世界主要国家都市圈人口和GDP占比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主要都市圈人口和经济产出的占比，较之发达国家低很多。通过对比1960和2000年全世界范围内规模城市人口在10万人以上城市总人口占比，以100万来区分大、小城市，可以看到大城市的占比是在增加的。这说明在过去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世界的人口在向大城市聚集，这在欧洲、美国也体现得很清楚。

　　城市规模和经济效率、人均的城市产出与城市人口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

　　中国现在向大城市聚集的程度还较低

　　现代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人口是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聚集的。中国现在聚集的程度还较低，远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样本的水平，说明中国的聚集空间还很大。以日本为例，这两年总人口已经下降，但唯一人口增长的地方就是东京。从大城市率看，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中国的大城市率在2015年只有23.8%，远低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和美国，略高于法国和德国。而法国和德国较低的大城市率，大多缘于历史的、财政的原因。中国大城市率的上升空间还很大。

　　从城市经济密度看，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北、上、广、深的经济密度在2亿~3亿美元/平方公里，远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但和国际大都市比，目前远低于首尔、新加坡、中国香港、东京、纽约等国际都市，上升空间也非常大。中国城市聚集的空间，在给定的面积上产生更多的产出以及支撑更多人口的空间，还是存在的。

　　从中国主要省份人口聚集来看，从2005至2015年，人口向重点城市集聚的趋势非常清楚，基本情况是各省总人口基本不变、略有增长，个别地方有所下降，但重点城市人口增速非常快。这是中国人口向重点城市集聚的证据。大城市是资源集聚的区域，人们会向此聚集，集聚还远远没有结束。

　　改革进程中“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工业化，2000年以后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其间工业技术的进步是超出想象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一个显著特征，从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的比率来看，中国的比率是很高的，说明工业化远超过城市化。2013年以后，我国城市化率的速度在上升，而工业化率增速在减缓。

　　工业化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在2013年已经出现一个拐点，以前是工业化主导、城市化为辅，此后应该是城市化为主、工业化为辅，逐步进行产业升级。对比城市的规模和其对应的GDP，可以看出，2004至2012年，中国小城市的经济增长略快于大城市，2013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大城市比小城市增长更快。对比城市人口与GDP的变化，可以得到相似的规律。

　　工业化阶段，任何地方的生产都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当大规模工业扩张结束以后，小城市获得增长的成本高很多。所以，只有在大城市，各种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才能支撑经济总量和质量的进一步升级。从人口角度看，趋势更加明显，以前人口增速是小城市和大城市差不多，可2013年以后，小城市人口不增加了，万亿元以上GDP规模的特大城市出现人口暴涨。人口只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聚集，在2013年以后显得特别清楚。

　　房地产作为城市的重点行业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清楚显示2013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元年。2013年以前，一二三线城市房价一起涨，而2013年以后是一线城市房价大涨，二线城市小涨，三线城市几乎不涨。2013年以前，因为工业化驱动，在任何城市都会产生生产、收入，带来房地产繁荣，而现在大多数小城市似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已经开始，从出口结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服务业占比、消费占比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来。

　　“刘易斯拐点”理论并不适用于动态的经济发展

　　刘易斯拐点的基本理论是说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高，所以农业部门劳动力会往工业部门转移，看起来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往工业部门转移。这个理论在静态意义上是对的，但在动态意义上是错的，至少是片面的、不完善的。
实际上，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产出收入比农业部门高，完全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动态的经济发展理论是：技术不断进步，工业和城市部门的产出不断提高，并促进农业的技术进步，释放劳动力，不断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

　　所以，并不是本来农村有剩余劳动力，而是技术进步让本来并不剩余的劳动力变得剩余，背后的关键还是技术进步。城市怎么进步，怎么带动农村，怎么更多吸附农村的人口，然后产业不断变化，这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和以前的静态人口结构的关系并不大。一些讨论中，人们经常提到的出现刘易斯拐点后剩余劳动力消失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还有大量的劳动力存在，而且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还会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总量，相当于劳动力还有大幅增长的空间。
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和城市化是伴生的，而静态的刘易斯拐点只是看静态的截面，拿出的政策诊断就常常似是而非，甚至是南辕北辙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2017年财智论坛的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