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鞍桥村项目开始，万丽对建筑有了新的认识。“有超过40%的人生活在农村，就应该有这么多建筑师为农村里的人服务。”

万丽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一专一村”农村可持续发展支援计划召集人

　　离开四川攀枝花马鞍桥村之前，万丽拍了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在照片里她没有把身后的房子拍得特别炫，照片的主角是那些正在插秧的村民，他们经历了地震的创伤，但很快恢复了生产。他们的身后是他们亲手盖起来的家，家的背后是大山和天空，它们好像永恒的依靠，一直守护着他们。

　　离开四川攀枝花马鞍桥村之前，万丽拍了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

　　“这是一个舞台，一个生活的容器，这些人的生活就在里面不停地上演。”万丽说，“可能这就是我能想到的人、建筑和自然最和谐的一种关系吧。”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三个月后，攀枝花发生了6.1级地震，会理县马鞍桥村受灾严重。在国家住建部的支持下，香港无止桥慈善基金统筹香港中文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成立联合团队，于2009年在马鞍桥村开展震后村落重建研究与示范项目。时为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的万丽在听完无止桥慈善基金的讲座后，报名成了志愿者。

　　在马鞍桥村担任驻点建筑师的三个月里，万丽每天戴着大草帽穿着花布鞋走街串巷，村里三十几户人家，谁跟谁是亲戚，谁跟谁有矛盾，她都门儿清。在与他们同吃同住的日子里，万丽逐渐成为其中一员。

　　从这时开始，万丽不再在眼花缭乱的各种建筑大师和流派之间摇摆不定，她对建筑有了一种更深入、更有目标的喜欢。“不管是建摩天大楼还是土房子，都是为人服务的。”她说，“我们国家有超过40%的人生活在农村，就应该有这么多建筑师为农村里的人服务。”

　　2011年，她在博客的第一篇文章《曲线救国》里，引用了罗永浩的一句话：“通过实现理想证明实现理想是可能的，即使是在中国。”

　　到农村去

　　在四川大学读本科时，万丽的目标是进建筑设计院，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实习期间，她却开始对自己曾经追求的“人设”望而却步。有一次，她听到甲方对一位建筑师说，做售楼部，就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的、最喜欢的照着做就行了。建筑师的被动、甲方对建筑设计的无所谓，让万丽有些后背发凉。她在心里嘀咕：千万不要让我遇到类似的情况。

　　为了逃离这个路径，万丽到重庆大学继续读研。但是关于未来，她仍没有想明白。

　　无止桥慈善基金到重庆大学开讲座时，万丽了解到这是一个鼓励香港和内地大学生运用环保理念，义务为国内贫困和偏远农村设计和修建便桥及村庄设施的团队，便报了名，参与马鞍桥村的灾后重建。

　　初到马鞍桥村时，志愿者们对当地人畜混居的居住环境有些不适。万丽的父母曾是知青，她对这样的环境不算陌生，只是晚上如果想上厕所，还是会害怕，因为“农村的厕所和猪圈在一起，晚上会有很多蟑螂”。

　　麻烦的不止是适应农村的生活，还有村落重建面临的各种限制条件。

　　马鞍桥村遭遇地震后，村民们只能住在帐篷或者严重损毁的危房里，迟迟不能开始重建。当地交通闭塞，砖、水泥等建筑材料进不来，加上建筑材料涨价，“盖一个七八十平米的房子需要8-10万元”。对当地村民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在万丽等人到达马鞍桥村之前，全村只有一户人家盖起了砖房。

　　没有专业的施工团队和设备，无止桥团队没办法像很多建筑师那样，只管设计不管盖房子。不仅如此，他们需要跟村干部、村民沟通磨合，了解他们的需求，考虑如何在现有的技术、经济、环境条件下，让村民住上安全、舒适的房子。

　　地震后，原来的土房纷纷垮塌或者变成危房，村民们普遍觉得砖房比土房好，能盖上砖房被视为成功的标志。但从现实的经济、交通等实际情况出发，村民们要盖砖房就得背上沉重的贷款压力。经过协商，最后村民们决定和无止桥团队一起重建土房。

马鞍桥村的工人正在放置竹筋和木销。

　　土房的专业术语也叫生土建筑，主要是利用未经焙烧的土壤或简单加工的原状土作为主体建筑材料。生土建筑具有造价低廉、冬暖夏凉、建造过程环保等诸多优点。在西南农村，生土建筑分布广泛。

　　重建工作由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吴恩融教授和他的学生穆钧（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主要负责，他们是生土建筑方面的专家，希望在尊重当地气候环境、生活习惯的前提下，在保留生土建筑优点的同时，把村民的房屋建得更安全舒适。

　　为了让新建的土房更抗震，团队做了很多改良，比如在土料里加入极少量的石灰水泥和一些竹筋木销以提高土墙的强度和韧性，在土墙里嵌入构造柱和圈梁让整个墙体有了骨架，设置防震缝降低建筑间的相互影响和牵扯等等。

　　马鞍桥村重建中，村民正在用一头木、一头铁的夯锤夯筑墙体。

　　在无止桥团队的帮助下，村民们学习建造技术，省了很多施工费。新房大量使用了坍塌的废墟材料，90%的建筑材料都是当地的石头、土、木、草等，这也让重建的成本低了很多。“最贵的造价约200元每平方米，便宜的六七十块就能建一平米”。

　　几个月下来，33户村民的新房建好了，大都在原址重建，没有留下废墟和危房。这些重建的房屋“不华丽也不抢眼”，但是干净整齐，自有秩序，都是根据各家宅基地的状况和实际需求而设计。土房子宽敞明亮，每堵墙至少有50厘米厚，墙面光滑平整，侧墙有圆形的通风口，大小不一的窗户都嵌着透亮的玻璃……

　　“村庄还是那个村庄，邻居还是那些邻居，牛棚、猪圈、鸡舍、粮仓、院落一样没少，村民们没有被迫搬迁，也没有欠下高额贷款。”万丽说，“有时候，需要忘了自己是建筑师，不要想着去实现建筑师的什么理念，单纯地和村民共同建设家园本身就足够有意义。”

　　民居重建期间，万丽主要负责跟村民们签订协议和收发资料等基础性的工作。随着项目的不断跟进，穆钧发现万丽做事踏实投入，给了她不少建议。等到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阶段，万丽开始担任村民活动中心的设计师和现场统筹。

万丽手稿

　　深入参与建筑设计和施工之后，万丽发现在学校里学的、图纸上画的和实际建造的差别很大，“在图纸上多一笔少一笔很简单，但在这里可能稍微复杂一点点都会变得很麻烦”。

村民活动中心

　　村民活动中心是一个双层夯土建筑，乍一看有点像福建的土楼，考虑到当地村民主要是傣族和彝族，全村人很喜欢围成一圈跳舞，万丽特意把它设计成了弧形。露天的院子里，来自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大学生志愿者们铺上了从附近河床里捡回来的石子，既节省成本，下雨时地面也不至于满是泥浆。

　　工程竣工时，村民和志愿者们一起在活动中心的院子里跳起了当地人最喜欢的笛脚舞。活动中心旁边有一个水渠，村民们以前常在那里洗菜、洗衣服、聊天，现在他们更爱聚集在这里。

　　两个多月里，看着项目慢慢从图纸变为现实，万丽心里除了成就感还有很多感动。时间已经过去近10年，她依然记得，“在马鞍桥村过生日的时候，村民杀鸡给我吃。临走前，杨兴琼送给我一双她亲手绣的鞋垫。”

　　万丽在村里住杨兴琼家，久而久之，她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杨兴琼总愧疚家里条件简陋，让万丽他们吃了不少苦。“但她不知道，每次进了她的家门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安稳。”万丽说，“在院子里嗑瓜子、吃葡萄的时光，在屋顶平台上一边看星星看月亮一边找手机信号的夜晚，早就把她和我们连在了一起。”

　　土房不土

　　马鞍桥的项目做完之后，万丽拍了照片拿给同学们“显摆”，得到的反馈却是一盆冷水，“他们觉得村民是没办法才住土房子，有钱了肯定会再修砖房。”

　　土房真的被时代淘汰了吗？一方面是同学们的质疑，一方面马鞍桥的项目获得了很多国际奖项，包括香港环保建筑大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保护奖，以及国际生土建筑大奖等等。

　　获得这么多奖，万丽很意外，不少同行也戏称这是一股泥石流，“毕竟和其他的项目看起来都太不一样了”，共同参评的大多是城市里的建筑或者比较精致的小建筑，“很少有这种比较‘低技术’的项目”。

　　万丽后来考虑过，马鞍桥项目获奖可能是因为团队以科研成果的方式为“乡建”提供了一种可推广的解决方案——在尊重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在他们能承受的经济条件下，以环保、节能的方式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

　　这一方案让村民成为对建造家园“有真实需要和感受的人”，成为真正受益的人。

　　万丽找到了自己的路——做一名 “草帽建筑师”。重庆大学硕士毕业后，她到香港中文大学跟随吴恩融教授读博，继续参与农村的生土建筑项目。

云南鲁甸地震中垮塌的夯土民居

　　2014年云南鲁甸发生地震，当地很多土房垮塌严重，万丽作为香港中文大学“一专一村”农村可持续发展支援计划的一员，跟随团队到鲁甸光明村参与灾后重建。

光明村的爷爷奶奶

　　在光明村，万丽发现有一对七八十岁的老人因为没钱重建房子，已经在帐篷里住了一年。“住帐篷冬冷夏热很遭罪，屋里怕着火也不敢点蜡烛。”老人的儿子杨庆广说。

　　跟以前一样，万丽和团队把村民们召集起来一起盖房子。为了测试房子的抗震性能，团队和昆明理工大学的柏文峰教授一起做了1：1的振动台实验，“发现这个房子完全可以满足当地八度设防的抗震要求”。

　　考虑到保暖，房子的窗户和玻璃都采用双层中空玻璃，屋顶也做了隔热层。

　　两三个月后，

　　房子盖好了，

　　左右两边是房间，

　　中间是窄窄的通透的半室外空间，

　　老爷爷在这里吹着穿堂风编箩筐，

　　老奶奶也重新绣起了十字绣。“

　　以前屋里光线暗，

　　我妈眼睛不好，

　　很久没绣十字绣了。”

　　杨庆广说，

　　“万丽做事好，对人也好，村里个个都瞧得上她。”

　　此后鲁甸又发生了两次地震，万丽打电话问村民，房子是否有裂缝，“他们都说完全没问题”。

　　建房子越来越得心应手，但对万丽来说，农村基础设施配套，比如污水排放、垃圾处理等问题目前还是没办法完善解决。

　　“农村垃圾和城市垃圾相似，城市的生产生活用品大都卖到农村了，但是农村还有农药用品这类有毒垃圾，很多通过填埋、焚烧来处理或者就直接倒在河里，没有很好的垃圾处理系统。”万丽很是忧心。

　　现在，万丽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博后，也是该校“一专一村”农村可持续支援计划的项目召集人，统筹团队在各地的项目以及跟进设计和施工进度。“一专一村”旨在整合一所高校的专业知识和人力资源，以策略性、系统性和可持续的方式，改善一个村庄的环境和民生。

　　目前，“一专一村”团队正在云南的怒江和大摆衣开展项目。“这是一个跨学科的计划，团队希望整合学校的资源，通过2-5年的时间去长期跟进和关注农村的发展。”万丽说。

　　做乡村建设近10年，农村生活开拓了万丽的视野，让她时常反思现代人的生活，也更深层次地思考一系列农村的问题。她觉得自己找到了合适的方向，“如果现在让我去画特别复杂的城市建筑设计图，不一定做得好，但做现在的这些事情还是比较有自信。”

　　时常有人问万丽，博士毕业后为什么选择继续做农村项目，什么时候结束博士后去找下一份工作，她总回答：“我没有要找下一份工作，这就是我的工作。”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万丽把鲁迅的这句话放在了微信的个性签名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