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去世前任职复旦大学进化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与地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他是一位富有神奇色彩的科学家，1964年生于湖南新宁，15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岁毕业于该校无线电电子学系，却转而爱上了植物，1984年进入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专注于植物的数量分类，这是由美国生物统计学家索卡尔和英国微生物学家斯尼思等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所开创的一门学科，采用数学方法把分类学的研究从定性的描述提高到定量的综合分析。华裔生态学家、华东师大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何芳良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1985年自己与钟扬在武汉经朋友介绍而结识，“brilliant、执着、自信、快速，是钟扬给我留下的印象”。目标一致的两位年轻人很快结成好友，并一起碰撞出科研成果，他们在1986年与1988年分别发表了合作文章《植物群落演替过程的预测模型》和《生态系统演替过程的数学模型》。在学术引擎上搜索这两篇论文，我发现《植物群落》的摘要中有这么一段：许多事实表明，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往往有某些相似之处，本文虽然是一篇关于生态系统方面的预测文章，但对搞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预测的读者，也许不无启发，预测应用领域很广，预测的方法也很多，相互交流和补充，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句话可以说非常钟扬，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曾有幸与他共度的几次讲座与饭桌时光，在每一个记忆瞬间，他都是那个旁征博引、纵横捭阖、谈古论今的博学者形象，而且永远那么乐观。广泛兴趣和模型方法引领着他向很多领域做出探索，比如2003年非典之后，钟扬甚至与合作者发表了《SARS冠状病毒S基因的最近共同祖先序列重建及Spike蛋白的适应性进化检测》一文，如非他有次亲口提及，我还真没想到原来他还有病毒研究方面的“副业”。

　　钟扬于2000年起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博士生导师，并很快把完善种子库作为人生的重大目标，2001年只身踏上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考察那里独特的生物资源，探寻生物进化的轨迹。在今年8月份的“一席”活动中，他给听众带来了一场水准相当之高的演讲，哪怕是对植物学毫无概念的人，都能从那场深入浅出又幽默的“工作报告”中了解到，他们现在在做的拯救西藏地区的种子是多么重要的事情。钟扬反复强调，在全球变暖的时代，我们和植物一起面临着严峻的来自环境的考验，种子库就是基因库，也许某一天，一粒种子、一个基因能拯救一个国家。在长达16年的援藏工作中，他培养了5名藏族博士，和学生们一起储存了上千种植物的4千万颗种子，并且找到了那里特有的模式生物——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拟南芥。

　　在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附近一块十亩大小的田地里，种植着一片红树树苗。“我的愿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人们提起上海的时候，会毫不吝啬地称其为‘美丽的海滨城市’。虽然我不一定能看到这一幕，但上海的红树林将造福子子孙孙，成为巨大的宝藏———这是我们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2007年开始，钟扬和他的研究团队就开始了上海地区的红树引种计划，这是基于他们对素有“海洋卫士”之称的红树特性的了解，并特地为此而低温驯化筛选了耐寒树种，早在2000年，他就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做过红树相关的研究，发表有《红树科6属cpDNA和nrDNA序列相对速率检验及分歧时间估计》。

　　钟扬教授是一位坚定的科学演化论捍卫者，不管是在私下的交流中，还是公开的演讲和文章中，他都愿意为我们一遍遍讲述演化给世界带来的改变，还有那些和基因有关的美丽故事，我们曾在2009年、2010年数度邀请他给科学松鼠会的读者做讲座，也在2012年邀请他成为“菠萝科学奖”评委。不管是“科学嘉年华”活动，还是我策划的《一百种尾巴和一千张叶子》新书推广会，他都欣然前来，我迄今还想念第一次吃上他从青藏高原带回来的风干牦牛肉的滋味。

　　在无法接受他离去这一噩耗的那个夜晚，翻出了八年前的邮件，看到其中那句“三十一日中午要跟你们一起吃盒饭……当然，我不会白吃，给你们带了西藏特产：）”，我完全完全地哽咽。还记得2005年自己还是《新发现》杂志的编辑，经由当时的复旦大学生命学院院长金力教授认识钟扬的时候，提出要给他做专访，他谦虚地说道，我还没做出什么工作，以后吧，以后。

　　于是他的许多神奇，我已经无从亲口得知。

　　他当年考中科大少年班的经历也是十分坎坷，在“知识分子”公号上一篇匿名文章《亲历|一个招办主任儿子的高考》中，作者（后证实是钟扬）饱含深情地写到，当年因为父亲是招生办主任，自己不但没有享受过特殊待遇，反而不得不因此而放弃一次原本正当的提前高考机会，于是去挑战不属于正规高考之列的科大少年班，一半出于负气，幸而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