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座城市，不论它的规模有多小，其实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穷人的城市，另一部分则是富人的城市。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

　　城市化、尤其是超级大城市化是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大规模成建制解决贫困人口、增加城市与国家竞争力等问题的总开关总钥匙，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多年来我们一直存在着理论严重滞后甚至悖逆于实践发展的现实困境，导致依据理论做出的城市化战略决策，每每与城市发展规律、与千百万人的自由迁徙愿望背道而驰。从而使得当下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成为：人们强烈迈进大城市的需求和超级大城市严厉控制人口政策之间的矛盾。我们真正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要不自量力地一而再再而三大战风车，和城市化规律作对？

　　我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与城市化息息相关的两大战略方向性问题——落脚城市（贫民窟）与人口承载力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误判所致。

　　上半部分：对落脚城市（贫民窟）的傲慢与偏见

　　对落脚城市（贫民窟）的误判有三：一种认为它是城市不光彩的一面；一种认为它是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障碍；一种认为它是犯罪甚至社会动荡的渊薮。

落脚城市（贫民窟）是城市的良心与必然生态。落脚城市（贫民窟）当然谈不上光鲜，但更谈不上不光彩。城市是个生态系统，从月收入百万到月收入几百上千，一溜下来谁也不缺，甚至谁也缺不了谁。就像海洋的生态链一样，大海越深，分层也越多。城市越大、越包容越厚德，贫民越多。不是城市使一部分人沦为贫民，是城市的机会与包容吸引了源源不断的贫民进入，在城市寻找希望与梦想。
　　落脚城市（贫民窟）是城市的良心与必然生态。落脚城市（贫民窟）当然谈不上光鲜，但更谈不上不光彩。城市是个生态系统，从月收入百万到月收入几百上千，一溜下来谁也不缺，甚至谁也缺不了谁。就像海洋的生态链一样，大海越深，分层也越多。城市越大、越包容越厚德，贫民越多。不是城市使一部分人沦为贫民，是城市的机会与包容吸引了源源不断的贫民进入，在城市寻找希望与梦想。

　　我一直强调，人生最大的不平等是出生地的不平等。一个生在甘肃穷乡僻壤的人，守着一大片广袤的土地只能世代贫穷；一个生在北京二环的人，祖上只要给他10平米今天就是一笔甘肃穷乡僻壤的人几辈子不能奢望的大财富。

　　所以，一部人类史，就是一代一代人背井离乡的人口迁徙史，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历史。而人口迁徙总会先在某个城市的某个角落“落脚”(arrival)，这个“落脚”的地方，只是一代一代贫民的起点，不是终点。因为这是贫民的起点，当然不可能很光鲜亮丽，但对它的包容，却是城市的骄傲和胸怀所在。

　　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 格莱斯所著《城市的胜利——我们最伟大的发明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一开篇在引言中就提出几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为富裕的人口往往会与最为贫穷的人口比邻而居？为什么如此之多的精英人士会制定出如此之多的非常愚蠢的城市政策？

　　“从里约热内卢到鹿特丹，城市中存在的贫困现象事实上体现了城市的优势，而非劣势。超大城市的规模并非过于庞大，限制它们的发展将会导致更多的困难而非好处。城市的发展是减轻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

　　“城市里充满了贫困人口，但并非是城市让人们变得更加贫困，而是城市利用将会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来了贫困人口。大量的城市贫困人口的确构成了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挑战，但是，希望城市能够接纳数以百万计的农村贫困人口远远要比希望那些潜在的移民在农业孤岛上寿终正寝好得多。

　　“城市贫困的重大悖论是，如果某个城市通过完善公立学校或公共交通的方式改善了现有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那它将会吸引来更多的贫困人口。

　　“一座大型的城市就是一个多样化的雇主组合。如果城市中的某一个雇主破产了，将会有另外一个（或两个，或10 个）雇主取代他的位置。由两位经济学家完成的一项经典研究表明，在20 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经济低迷的时期，缺少多样化雇主的地方的失业率要比其他地方高出3%左右。（所以大城市比小城市更有吸引力。）城市中丰富多彩的工作岗位也有利于人们发现自己适合干什么与不适合干什么。如果托马斯·爱迪生或亨利·福特不得不终生务农的话，这个世界将会遭受多大的损失呢？

　　“帮助贫困人口是一种简单的公平，帮助贫困地区则很难找到合适的理由。政府为什么应该有效地收买老百姓(603883,股吧)以便让他们居住在不断衰退的城市里呢？为什么只是为了让老百姓居住在比较古老的地方就要为不断发展的地区设置障碍呢？不论人们选择在哪里生活，国家的政策应该致力于为他们提供参与竞争所需要的能力，而非鼓励他们留守在某个具体的地方。”

　　我的好朋友、本应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城市化和房地产专家之一、却成为情感和人生方向专家的连岳，在《从低端到高端的人生》一文中写道：

　　“人的一生，就是从低端奋斗到高端的过程。

　　“全世界的贫民窟，都面临来自两方面的伤害：一是权力，贫民窟伴随着更高的犯罪率，更低的安全性，视觉上的混乱和不洁，主政者一般视为耻辱，彻底清除，眼不见为净，就成了第一选择。还有缺乏市场常识的知识分子及媒体的廉价同情，你可以不停看到对贫民窟的煽情报道，从香港的棺材房及笼屋，到内地城市逐渐出现的极小户型，都被这些人视为‘不人道’、‘耻辱’，加以抨击，由于影像作品视觉上的冲击力，及人们的感情用事，贫民窟也被大众视为不可接受，这恰恰是权力大力扫荡贫民窟的民意基础。

　　“两者合流，人们就更难起步了，也被更牢固地锁死在底层，他们以后的人生，机会更少。

　　“没有学会接受并欣赏贫民窟的城市，是不合格的城市。没有学会接受并欣赏贫民窟居民的人，经济学不及格。”

　　落脚城市（贫民窟）不是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障碍。单独放在城市的视野看，贫民窟密集拥挤的居住环境，安全隐患是比较多。但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它的安全事故率比其它中产或所谓高端社区高出许多。不能因为贫民窟偶尔出现一些安全事故，就把所有的贫民窟都铲除了事。这就好比不能因为汽车事故死亡率年年居安全生产事故之首，我们就停驶所有汽车一样。央视大火烧了几乎整座在建的大楼，静安大火烧了一栋在居的中产楼，是不是要把这两栋楼拆掉并把旁边的楼都给拆了？汶川大地震，伤亡那么多人，如果没有建筑，伤亡率至少降低80%，那是不是我们人类就不要建筑了呢？

　　更重要的是，贫民窟是否安全，往往取决于我们的态度。我们越是保护贫民窟的财产权，适当地、逐步地加强卫生、消防、治安方面的保护，提供合适的教育机会，就越是有恒产者有恒心，贫民窟的安全状况就越能得到逐步的改善。反之亦然。

　　历史上的贫民窟，往往成为城市瘟疫的发源地，引发大规模人类死亡事件，人们视若洪水猛兽，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缺乏洁净的水源，医疗卫生条件又差。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落脚城市（贫民窟）也不必然成为犯罪甚至社会动荡的渊薮。

　　人们害怕和担心贫民窟，还有一个似乎心照不宣却又一直不端上台面的理由，就是认为贫民窟往往成为犯罪甚至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定的渊薮。但大部分也只是想像。贫民窟与城市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互补关系，矛盾的尖锐冲突往往是出在城市大规模排挤和拆除贫民窟的时候。即使像香港九龙城寨那样各地政府都三不管的地带，黑社会也只是在这四五万人、0.0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自划分和争夺势力范围，并没有危及城寨之外的香港城市，甚至，在城寨之内，依旧堪称秩序井然。有指九龙寨城在拆毁之前有50,000多名居民；以寨城面积0.026平方公里推算，城寨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0万人，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但它在漫长的岁月里，也并没有比中产社区更高比率的安全事故。

　　1995年11月，北京发生了大红门浙江村事件。当年，中国青年报以“内参”形式，将大红门的“浙江村”一些消极的情况反映到中央高层领导，“内参”还把“浙江村”扩大为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具有黑社会势力性质的“独立于北京之外”的群体，“黄赌毒俱全，恶势力横行”，更为严重地还称，民间“藏有一个团的武器”。中央高层领导看到：在离天安门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的大红门民间“藏有一个团的武器”，这还得了？！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于是批示：“要加强治理整顿。”于是，北京警方组织了数千警力（包括武警）果断地、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浙江村”的48个大院，使十几万经营户和打工人员在雨雪寒冬中流离街头，只好向北京周边的河北和天津一些县（市）转移。但48个大院被全面搜查摧毁过程中，北京警方没有搜查到一件与黑社会势力有关的证据、也没抓到一个可与黑社会势力性质相联系的人员有关。

　　后来，在这里创业、经商的大量浙江人还是陆续地迁了回来，重振了该区域的繁荣。

　　中国老百姓向来有“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传统，追求一个安定的、有奔头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贫民窟是降低低农村贫民进入城市成本的重要甚至唯一跳板，是低收入阶层晋升中产阶层的摇篮——尽管一代人就成功晋升的比例总是有限，但即使没有实现一代人之内的阶层晋升，大部分自觉自愿留在城市贫民窟的人们，处境也总是比他们困在乡下好。也因此，他们并不是愤世嫉俗急于改变社会秩序的一群人，而更多的是小心翼翼在城市夹缝中讨生活找希望的一群人。

　　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真正急于一夜变天式改变社会的激进分子，恰恰是那些不上不下的小知识分子、小官吏、小商人群体。但更多也只限于“网上起议”而越来越不具备“现实起义”的条件了。现代社会，网络透明化给了社会更多的监督，使社会变得更健康合理。同时它也没有改变信息不对称的基本结构，主要信息仍然掌握在政府和大机构手里。即使在公民持枪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热兵器时代官民之间武器装备也变得越来越悬殊。中央银行印钞权的掌控以及现代金融制度给政府发行债券机会，可以极大地缓解财政危机，等等，都使权力的交替越来越局限于权力集团内部进行。

　　网传当年北漂睡地下室或群租房的低收入人群有：郭德纲、范冰冰、朱雨辰、彭宇、郎朗、郭晓冬、王学兵、李亚鹏、康洪雷、宋祖英、谢娜、邓婕、张国立、朱军、王宝强、孙楠、王小丫、周讯、许巍、洋盘土豆等等，还有许多著名作家，画家，段子手，都曾是地下室或群租房里的低收入人群。往前推三代，住窑洞的低收入人口更多。

　　城市贫民窟的生活当然不是令人羡慕的，但至少是需要呵护和值得尊重的。一座包容、厚德、有活力的城市，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让贫民窟一点一点地好起来，而不是随意排斥和粗暴拆除了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说：“饥饿并不单指食物，而是指对爱的渴求；赤身并不单指没有衣服，而是指人的尊严受到剥夺；无家可归并不单指需要一个栖身之所，而是指受到排斥和摒弃。除了贫穷和饥饿，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冷漠。孤独也是一种饥饿，是期待温暖爱心的饥饿。”

　　下半部分：对城市人口承载力的误判

　　2017年9月27日，中央和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新方案规定“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少到2860平方公里左右，2035年减少到2760平方公里左右。”

　　但人口控制目标并不是今天才提出。如果翻看北京历年的数据，会发现北京人口规模预测的历史是“测不准”的历史，北京的人口规划已经走入了一个“屡设屡破”的循环。

　　1983年出台的《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要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仅仅3年后，1986年北京市总人口已达1000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91-2010)》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左右，事实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382万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但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为2170.5万人。

　　但根据各种数据比如QQ大数据、电表、手机等的多方印证式评估，目前北京市居住人口远超2170万的常住人口，在3000万以上，估计在3500万到4000万之间。深圳、上海、广州三大都市的人口数量，估计至少也比官方公布的数据多出80%上下。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人口控制目标“屡设屡破”甚至是被翻倍式突破，那么，城市人口承载力的研究是科学的吗？如果是科学的，为什么北京人口屡屡迅速突破控制目标，城市却不是在崩溃而是越来越好？如果是不科学的，为什么要屡败屡战执行这个拍脑袋想当然的不科学决策？

　　2011年3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肖周燕、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刘文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苏杨联合在《红旗文稿》（期号：2011/06）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北京的人口数量变化看人口承载力》，文章写道：

　　“人口激增并没有使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以及‘生态灾难’，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大大高于提出人口控制目标和最大人口容量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著的《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0年）中，在生活环境竞争力方面，北京以绝对优势超过上海和香港，排名第一。当然，我们不否认，如果只比较资源环境方面的因素，北京的宜居水平横向来看有待提高，但应当没人能否认北京的宜居水平纵向来看是有显著提高的。

　　“根据人口承载力的研究所设定的人口规划目标‘屡设屡破’，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出现了误判。既往人口控制目标正是考虑水资源这一短板而设定的（2020年北京可供水资源为54.2亿立方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确定的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年是现代小康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标准，按此标准，确定了北京人口承载力为1800万人左右）。但自然地理、资源环境、经济就业等因素在城市人口承载中并非等量齐观，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才是人口承载力的直接影响因素，是决定性因素。

　　“真正直接决定人口承载力的，是区域的经济因素（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及相关就业容量等），尤其是经济规模和就业结构所决定的经济发展和就业状况。经济规模越大，需要的劳动力越多，则人口承载力就越大。除经济规模以外，产业结构的影响也不小。不同的产业结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天壤之别。虽然第一产业表面能吸纳大量劳动力，但实际上有效吸纳能力有限；第二、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且当第二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只要经济发展及就业状况支持，沙漠中也可以发展出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就是如此。以色列大力发展节水农业，也从另一个角度突破了水资源的限制。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只要经济系统发展，资源环境对人口承载力的限制作用是可以化解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城市如果试图以行政手段阻止人口的增长，或把人口控制在某一预期的数量以下，都是很困难的。”

　　北京市控人目标的主要公开理由是水资源制约。但水资源其实是一个动态体系。不说南水北调工程，就是北京自身，建国初期北京烦恼的是水灾泛滥，后来把大量河流拉直，并把河底和两岸硬化，导致大水一来，一泻千里，根本留不住水，也减少了地下水资源的补给；大量水库建设也增加了水资源的蒸发。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

　　2013年北京市总用水量35.3亿立方米，仅比2012年增长1.4%。其中，生活用水14.5亿立方米；工业用水5.6亿立方米；农业用水12亿立方米。也就是说14.5亿立方米的生活用水就养活了当时北京市2100万人口，平均每天约190升/人，与2015年中国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174.46升相当。考虑到2013年北京市居住人口远不止2100万，实际人均用水量约为120升/天就绰绰有余了。

　　2015年，北京第一产业产值只占北京GDP总产值的0.61%，第三产业占了79.7%。2016年，全国第三产业总产值已经占比51.6%，全面迈进了服务业时代的关口。这个时候，减少北京农业和工业用水的占比，不仅会大量吸引就业人口，而且农业用水可以大规模减少，农业用地一部分可以变成森林用地，涵养水源。这样，北京的可利用水资源和就业、生活人口都还会翻倍增加，生态状况也会得到更好的改善。

　　恕我直言，城市承载力是农业时代土地承载力的直接翻版，是在用农业思维思考服务业时代的大城市化，是一个历史性的笑话。服务业时代，资源不再是发展的约束，人口不再是发展的负担。而是反过来，资源成为发展的诅咒（资源的诅咒），人口成为发展的第一财富。

　　今天北上广深四大都市，实际人口数量都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出80%左右。如果把赶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拿来建设城市、拥抱外来人口，我们的城市会好多少？我们的人民幸福生活指数要提高多少？我们的国家竞争力要提高多少？

　　是时候纠正长期掣肘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两大观念误区了，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必须来个180度大转弯——改变以往“区域均衡发展”和大力发展中小城镇的思路，回到正确的高密度集约式超级大城市化的方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