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之手，在不断地博弈：市场的力量推动人口往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聚集，因为那里有更高的薪水、更多的职业选择；而政府之手，却要将人口、产业、功能这些宝贵的城市资源向外疏解，因为太多的要素聚集导致了“大城市病”缠身，空气污染、交通拥堵、人口膨胀，似乎每个人都苦不堪言……在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的轮番博弈之下，城镇化的车轮滚滚向前。

　　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主要依赖于“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即以政绩考核体制为中心，环绕着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行政化的城镇等级制度。政绩考核体制是一个指挥棒，指挥着人口、土地、资金等关键要素资源的流向。我在《另一只眼看中国城镇化》一书中，认为这“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是打开中国城镇化“黑箱”的钥匙，它们相互作用，构建了现有的城市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也种下了城市问题的种种因果。

　　以北京为例，近年来，北京几乎每年都要制定疏解人口的目标和任务：丰台区提出了落实“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控人”的工作措施，综合运用人口调控措施，确保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比2014年下降15%；石景山区在2016年，通过关停22个非法幼儿园，清理139处地下空间，拆除672处群租房等措施，常住人口实现由升转降，比年初减少1.7万人，控制在63.5万人以内......如果不是考核这把“尚方宝剑”高悬头顶，各区县也难有动力如此大刀阔斧地拆违打非，一夜之间，那些存在数年之久的违章建筑就被夷为平地。

　　然而，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城镇化进程中总会出现各种不同的问题，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跨入50%的大关。在许多人看来，这或许意味着大好前程；在城市研究者看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也步入了风险警戒期。例如地方债务高企，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丛生，房地产“一业独大”，导致了产业空心化……中国的城市也表现出两种极端的形态，一边是城市膨胀、百病丛生，比如北京；一边是人口外流、产业塌陷，比如东北。

　　实际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社会步入了后土地经济时代，原有的房地产业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都难以为继，需要构建新的评价模型，从空间、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系统推进城镇化的进程，而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更要寻求差异化的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所以那种“一刀切”的城市政策，可以休矣。

　　为此，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城镇化。大项目对地方政府而言，意味着什么？人口，对城市而言是红利还是负担？超级大盘会带来什么样的超级问题？决定城镇化品质的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与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密切相关。

　　那么，一个理想的城市，应该是怎样的呢？如果把城市分成不同的要素板块——商业区、开发区、大学园区、公园绿地、广场、交通枢纽……结合国内外的正反案例，以更加人性化的视角来解读这些城市要素。哪些建设是成功的？哪些是误入歧途？哪些是行政之手干预的？哪些是自下而上自由生长的？……孰可为、孰不可为，一目了然。

　　城镇化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个政府乃至个人就能主观决定的，它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从其演进过程来看，一定有人口、产业、资源、知识的集中和变迁，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缺一不可。这意味着，传统的低成本、由政府强制推进的“城镇化”战略必须得到调整和纠正，然而由于上一个阶段城市问题和矛盾的累计，未来中国将进入一个高成本城镇化时代。

　　（作者为和君云水泉资产管理公司合伙人，著有《另一只眼看中国城镇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