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将对城市化提出新的要求。

　　1.关于中国城市化形势的判断。新时代,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城市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市化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抓手也不应改变。但新时代城市化的创新驱动更加强劲,转型发展、质量优先、结构升级更加凸显。我国目前城市率已超过57%,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0%多,城市化进程依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城市化质量问题凸显出来。城市化本质上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总体质量在逐步上升而不是在下降。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更切合新时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2.因时因市制宜,构建城镇格局。城市是人口和非农产业的高度大规模聚集,由此产生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同时,环境污染、交通拥堵、高房价、高地价等“大城市病”也一并显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支付的成本。如何尽可能减少城市病是人们始终追求的目标,科技进步和发展路径的调整,可以把城市病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益呈正相关关系。一个城市的规模取决于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要因时因市制宜,关键在于对合理度的把握。在城市体系中,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各自发挥不同功能,不能相互替代。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3.增加房地产市场有效供给。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表明住房制度属于社会保障范畴。住房制度与房地产调控有密切联系,但不应混为一谈。住房是私人物品,消费弹性大,住房制度是公共政策,要求公平公正优先。房地产调控属于产业政策,要求效率优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新时代房地产的社会物质财富创造、积累功能和代际承传功能不会变,为全体人民改善居住奠定物质基础的地位不会变。房地产业是重要的供给侧,房地产去库存的实质是解决房地产区域性供求错位问题。房地产调控的总枢纽在于金融信贷政策。供不应求是房地产市场主要矛盾,增加有效供给是解决房地产市场主要矛盾的重要措施,也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釜底抽薪”之策。

　　4.土地财政支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财政是指与土地和房地产开发相关的各种税费收入,在全国平均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0%。土地财政是社会再分配的工具,存在着不断改进、完善、用好的问题。公益用地行政性划拨、工业用地低价,要有商住用地进行收支平衡,是社会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城市土地国有,土地级差收益归公合理合法。地方政府征地拆迁给予合理补偿,是产权的置换。地方政府收取城市土地级差收益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或用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再分配。在现阶段,土地财政支撑的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当代人建设、后代人继承使用,这是一种代际积累、代际承传关系。

　　5.城乡融合发展路径选择。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比较突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具有阶段性的必要性。城乡融合发展仍应坚持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发展。而以城带乡发展的前提是城市的强大,城市的率先发展。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是农村发展权重的提升。“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农民增收难,农民增收难的根源在于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减少农民的基本出路在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城市化不是消灭农村,但城市化是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和农村居民点大规模撤并的过程。农村发展要与新型城市化进程相融合,与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统筹兼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