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构调整体现是国家现代治理价值理念的意识形态，空间治理体系纳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更体现了新时代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由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发展价值观的战略意图。

　　泛华集团董事长杨天举表示，以往的空间规划存在体系上的交叉与重叠，以及价值导向的不同，严重影响了空间治理效率。在追求经济高速的增长的工业文明时期，城市规划是以区域发展为导向，城市规划体系为：基于城市本体的“城市顶层设计——城市增长规模——土地要素供应——开发边界划定”。空间规划作为服务于高速经济增长发展方式的政策工具，空间资源利用价值取向是：空间资源保护让位于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用地需求。

　　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工业文明时代转向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工业文明引领的生态文明时代，自然资源部的设立，显然是以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为主旨。杨天举分析，以保护为前提的合理利用空间资源的在生态文明时代，整个城市规划的逻辑和思维都将被重塑。

　　生态文明时代，更加追求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空间的管制将不以经济增长作为唯一标准，更加强调保护下的发展。“如果再以工业文明时代的观念去约束和引导生态文明时代的空间资源利用，将不能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空间管控应该基于空间保护与发展的价值观，构建起国家、省、市县三级空间管控体系。”杨天举说道。

　　杨天举认为，在国家层面应该偏重于国土空间的保护管控，制定空间保护与发展目标，但是以原则性引导为核心，同时也包含刚性的控制线，如果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防军事设施等；在省级层面，应以保护管控和引导发展并重，偏重战略性，重点在于调节本区域发展的，在区域内进行资源调配，促进城市间资源配置的公平与均衡，对影响区域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性空间资源进行有效监控，对跨行政区的重要发展区进行有效协调；在市县层面，需以引导发展为主，对国家层和省级层面空间管控进行对接，制定操作性和管制性内容，落实到具体的土地利用细则。根据国家及区域的空间管控，合理开发增量空间，盘活存量用地，在资源环境禀赋强约束下进行空间资源通过城市发展顶层设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研究如何实现本地区的发展，然后通过各类专项规划推进实施，从而保障城乡保护性空间、开发边界、城市规模控制等重要空间参数的一致性、空间信息平台的统一性、空间管控体系的高效性，构建起新的空间秩序和价值导向。

　　在新空间治理体系下，城市应如何实现保护与发展？杨天举认为，在城市空间管控发展导向下，城市的发展必须服从空间管控，也就是以国家级、省级空间管控为前提，制定县市空间管控有实施操作内部，谋划区域经济的发展。

　　具体来说，首先需要制定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区域战略规划、产业规划与空间管控规划的系统集成，深入挖掘该区域资源禀赋、产业要素的经济价值、区域价值、战略价值，结合区域大趋势、国家大环境，谋划区域发展战略价值和定位、创新发展路径、寻找动力源、培育新载体、打造增长极，打造全国的示范价值，纳入到省战略或国家战略，系统引领区域科学可持续发展，提升系统能力和组织能力。　　

　　其次，推动“以工业化为动力，以农业化为基础，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以信息化为手段”的四化高度融合，构建区域产业体系。推动“生命、生态、生产、生活”的“四生”的有机结合，形成由下而上生成的“自组织”能力，发挥城市修补、生态修复、产业修缮的作用；推动区域构建起区域中心城市、县城、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的四层城镇化体系，加速区域城镇化进程、推进城乡一体、破解经济结构转化和动能转换的难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此外，突出产业、金融、科技、信息、人才、交通、生态、土地、制度、品牌等要素有机融合的有机复合。在区域建设的投融资破题上，通过开发性金融、产业基金、产城融合的投资建设运营等创新金融模式，实现区域发展的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

　　我国由工业文明步入生态文明，除了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外，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价值导向也将发生变化，保护与发展融合成为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在资源环境禀赋强约束下进行空间资源开发与空间结构优化，有利于重塑区域发展新动能，向追求理性发展、保护与发展共融的生态文明时代全面转型，重构区域城镇化发展经济、社会、产业、文化生态系统。”杨天举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