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上午，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成功举办的国际风景园林与绿色发展学术交流会上，华南农业大学城市规划与风景园林系主任李敏分享了高密度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指标研究领域的成果。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敏教授演讲

　　我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从广东来的李敏。这些年绿地系统规划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强制性的一个规划内容，现在全国各地，每个城市在编城市规划和园林建设时都少不了绿地系统规划。我个人在研究绿地系统规划理论和实践方面也有20多年的时间，从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开始，90年代早期、中期，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做这方面研究，现在也逐渐形成了一些适用的规范和标准。

▲李敏教授演讲内容

　　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我还在进一步的思考，下一步我们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释，面对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快速发展的现状，我们还有一个误区没有解决，就是高密度程度。我们现在所用的绿地系统规划的理论和方法，一般都只是用于一般性的城市，也就是我们国标规定的，人均建设用地100平米，人口密度控制在每平方公里1万人左右的城市。事实上，我们从世界角度来看，城市高密度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所以今天我就重点讲跟高密度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规划指标。

　　首先讲一下高密度城市的基本概念，关于高密度城市，很多学者做了一些研究，包括我本人，和我的学生、同事都做了研究。前几年我们曾经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把全世界1500多个主要的城市人口做了汇总研究，定出了一个高密度城市的门槛指标，每平方公里1.5万人，这是作为高密度城市的门槛指标。在这之上，上限指标没有确定，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最高密度城市，大概是5万人左右，每平方公里的居住密度，5万人。也有些局部地区，甚至可以高达八九万人的情况。对应的城市用地的建设面积，大概在每人50平方米左右。这样和我们原来建立在每人100平方米左右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概念，会是一种颠覆性的现状。因为你没地，没地怎么规划？现在我们就遇到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没地，或者是非常少的地，怎么办，还要不要做绿色城市的建设？

　　关于“高密度城市”，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判定标准，一般从建筑环境和人口密度两方面加以判断，即高密度城市通常具备高建筑容积率、高建筑覆盖率、高人口密度和低绿地率等特点。

　　高密度城市人口密度的门槛标准宜为15,000人/k㎡；人口密度达25,000人/k㎡以上即为超高密度城市。

　　这里列出一张表，说明了世界上主要的一些城市高密度化发展的情况，当然也包括一部分的城区，在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城区就是一个城市。

▲李敏教授演讲内容

　　根据我国的情况，对于高密度城市的研究，尤其是绿地系统规划研究，还是相当的缺乏。这方面案例不多，实践更少，在理论方面的探索，因为难度比较大，所以做的也不多。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更是如此，国外叫紧凑城市，更多是对于缓解热导效应、绿化等方面研究。

　　第二个问题，重点讲一下高密度城市绿地系统的建设用地。我们知道要建设绿地系统，首先要有地，没有地所有的事情都免谈，但是高密度城市地又非常少，像“北上广深” 一线城市和武汉、西安、重庆、杭州等二线城市，均存在着明显的人口与建筑高密度现象。这样的情况下，一般来说老城区具有比新城区更高的人口密度（广州的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北京的东城区和西城区等，因此，老城区的人均指标，绿地的指标就偏低，用园林城市的评选指标，只规定老城区的园林绿地指标比新城区略低一些，不能低太多。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达到的，尤其是老城区绿地的分布不均匀，后备用地不足的问题，几乎没办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把老城区的绿化水平提高？真的是要变换一下思路。

▲李敏教授演讲内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来，我一直持续的在关注研究澳门。澳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研究的案例地，因为澳门很小，但是澳门经济又很发达，同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特区城市之一。如果说澳门的高密度城区里面绿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通过我们的研究，提出一些改进的策略和规划设计，这里边取得的经验，对于全国的高密度城市来说，都会有示范意义。我们通过对澳门的研究，发现高密度城市人口的密集以及绿地的不均匀问题，是要从多个方面来综合考虑解决，还不能仅仅从建设用地的占比来考虑。说到这个，我们需要明白在一般城市用地中，绿地的占比关系。按照国家标准规范，通常是15%左右，根据新的城市绿地用地标准，城市规划的G类绿地，分成了G1、G2、G3三类。在城市绿地分类标准里面，最近也做了一些修改，取消了以往的其他绿地，换算成为区域绿地，纳入到生态绿地，也就是说非建设用地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了。这样形式上和城市规划用地的统计标准，是取得了一致，但是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很多城市还是大量的把那些非建设用地的园林用地算入到城市的绿地率里面去，比如湿地公园、郊野公园之类的，因为他不这么算，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指标，所以对于高密度城市来说，如何统一一个合理的规划指标，就成为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2017版《城市绿地分类标准》中，对绿地率的计算方式作出了定义：

　　绿地率=“（G1公园绿地+G2防护绿地+G3广场用地中的绿地面积+G4附属绿地）/与上述绿地统计范围一致的城乡用地面积”；城乡绿地率=“（G1 +G2 +G3 +G4 +EG）/与上述绿地统计范围一致的城乡用地面积”;建成区绿地率=（G1 +G2 +G3 +G4 +EG）/城市建成区面积。绿地率的分母是城市建设用地，并且把非建设用地的区域绿地也计入到建设用地的时候，在计算逻辑上本身是有问题的。

▲李敏教授演讲内容

　　从高密度城市的用地结构来看，绿地占比实际上很小，一般来说不会超过15%，根据我们理论的计算值，应该是控制在15%-20%之间。也就是说，对大部分的高密度城市来说，是几乎没有可能达到我们国家园林城市现在所规定的一些指标。但是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高密度城市通过了评审，取得了这样一些荣誉称号，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计算的分母，是用的建设用地还是城市用地，这样一个差别。

　　从高密度城市的人口密度和建设用地之间的相关性的来看，人口密度和建设用地里边的绿地率高低，是成正相关，但关系并不是非常的密切。在城市建设用地，还有一个建成区用地，这两个概念是对于绿地率的计算有绝对的影响，如果这个分母使用不当，结果就会不一样。常常我们在计算考评指标的时候，希望把分母弄得小一点，分子大一点，这个指标就大，如果说我们不去做这样一个技术处理的话，就会出现不达标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很好的认真思考一下，如何从制度上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在澳门，由于澳门很小，但也有一个好处，地方很小，但是权限很大，拥有完整的立法权，还有省级以上的省级特别行政区的一个绝对权利。所以内地一些技术指标，或者一些规范、行政法规，在澳门不太适用，如果用的话，还要经过一个转换。比如澳门的城市绿地分类标准，2010年开始就帮他做了一些制定工作，经过不断研究实践，最后制定了一套既能和国内接轨，同时又适合澳门的绿地分类标准。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取消了附属绿地的概念，而是把游憩类绿地，统统归在一起，作为休闲游憩绿地来计算。这样澳门整体算下来，人均休闲绿地面积并不是太低。

▲李敏教授演讲内容

　　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就不细讲了，大家可以查看我之前发表的文章。第三个问题重点讲一下规划指标。在城市建设用地里边，有两个指标，一个属于评价指标，另外一个是属于规划指标，评价指标也就是我们来评判一个城市的绿化建设水平，但是评价指标不等于说都可以拿来做规划指标。比如说我们常常用的一个叫做绿化覆盖率，实际上是一个评价指标，而不是一个规划指标。做规划时在评价指标和规划指标之间需要有一个转换。

　　针对高密度城市适用的评价指标，我大概归纳了一下，有这么几种。

　　第一个指标是空间的绿视率。绿视率概念出自日本学者，在中国的应用还不是太广泛，近些年来有些研究，但大家对绿视率作为一个法定的绿化指数评价指标还存在争议。绿视率是一个实际可测量的立体绿化评价指标，我们通过研究认为绿视率和城市绿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李敏教授演讲内容

　　第二个指标是绿斑密度。“绿斑密度”（Green Patch Density，简称GPD），定义为单位面积城市用地内的绿斑个数，其计算公式为：GPD=N/A×100％。式中，GPD表示绿斑密度（ 个/k㎡），N代表绿斑（Green Patch）的个数（单位为：个），A代表对应研究区域的面积(单位为：km2)。

　　绿斑密度这个指标以前大家没有怎么接触，什么叫绿斑密度？在城市地面上，一个一个斑块在单位面积里面占的百分比，这种绿斑密度的大小，实际上和绿地的边界效应是直接相关的。两个面积相同的地块，如果说这是AD块，它的边界周长和切碎以后，拉开一定距离，BD块，边界周长是完全不一样的，BD块边界周长，绿地周边的边长，要比AD块大很多，意味着绿地对城市的服务效能要提高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小块绿地，如果在相同面积，总面积的情况下，小绿地的分散布局，有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游憩的服务水平，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在澳门选了两块方地，同样的面积，绿地率相当，但绿视率很不一样，上面的绿视率可以达到42%，下面这块，集中式的绿地只能够达到11%。这个研究给了我一个启示，对于在高密度城市，我们的绿地布局是集中式布局还是适当分散式布局，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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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指标叫做城市绿地的价值评估。这个指标借鉴了国外的研究，在以往的绿地评价指标里没有提出来。英国一些学者搞了一个GI工具箱，绿色基础设施的工具箱，他们把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效能和社会效能、经济效能全部货币化，货币化以后算出来这个绿地的建设需要花多少钱，又能够创造多少产值，这是很直观的一种方法，也适合于在中国使用。

　　第四个指标叫做城市公园服务水平。城市公园服务水平我们目前常用的一个指标，叫做服务半径，而且现在写到国家城市绿化评价标准里面，叫做500米范围的服务半径，这样一个覆盖率。其实这个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在逻辑上不太说得通。半径是一个线性的概念，是一个线条，而且半径都是要有一个圆心，那么真正的说500米半径，圆心在哪儿？比如在颐和园这些大公园，圆心定在绿地的几何中心，500米服务半径，很可能还没超出公园的范围，但其他公园可能就会出现超出公园服务半径的问题。所以有必要研究一个更科学可行的指标。

　　关于公园的社会服务水平的评价，我国现有常用指标为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率和人均公园面积。建议从公园规模级配和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率引申出的公园服务盖度研究城市公园服务水平。关于公园规模级配，大中小各类公园，它们按什么样的规模等级作为一个配比，这样一个配比如果合理的话，对于形成系统是有帮助的。关于公园服务盖度，这是借用生物学里面一个词汇叫做盖度，盖度也是覆盖度的概念，特指植物地上部分植株的投影面积占地面的比率，在此引申为城市公园合理服务距离范围在城区面积中的覆盖度。现行国家《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2010）中设定的“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提法欠科学。因为“半径”是从圆心向外计量的，而公园服务距离应从公园边界开始计算方为合理。因此，建议采用 “公园服务盖度”作为评价指标。公园服务盖度能够反映一个城市中的绿地对于公众服务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园的可达性。它是以公园绿地边界为基准等距离向外扩展，通过计算等距线覆盖面积模拟公园服务范围。跟服务半径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这种合理服务距离是以公园边界开始来计算的，这个边界开始，是100米就是100米，200米就是200米，按公园的几何边界画等距线，往外扩张，可以画出这样一个范围线。这样的计算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科学、准确一些。大家都知道，地形图上有等高线这一说，实际上在气象学还有一个等距线的概念，我们可以借用。

　　我们可以把高密度城市适用的评价指标大致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空间绿量指标，也包括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的游憩绿地面积，还有空间绿视率，以及人均绿道长度，这些作为空间指标。跟绿色布局指标相关的，有城市绿地率的最低值，需要规定一下，最低不能低于多少。第二类是公园服务的盖度，街区的绿斑密度以及游憩绿地的占比，现在做的规划，由于在布局方面没有指标控制，唯一的就是500米服务半径，所以就造成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当然今天说的这些，我们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和研究。这是作为评价指标，没有评价就不会有规划，而且评价是对建设成果的最好的一种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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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评价指标里边有一部分可以作为规划指标，第一个就是空间绿量指数。这个规划指标应该说是我们首创的概念，是在以往规划实践的基础上，针对于高密度城市需要立体化实现绿色空间目标而专门提出来的。空间绿量指数旨在客观反映一定范围内城市空间的绿化水平。空间绿量指数=城市绿地率+街景绿视率；城市绿地率=(G1+G2+G3+G4)/H11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即建设用地绿地率）；街景绿视率=在城区(或街区)中按规定统计方法采样获取的街景绿视率 (%)。在数据表达时可采用“空间绿量指数（绿地率+绿视率）”的表达方式，如一个城市的绿地率为30%，绿视率为15%，则空间绿量指数为45%（30%+15%），括号中的内容应符合先绿地率、后绿视率的顺序以方便数据比较。

　　空间绿量指数，以前有很多人做过一些方法的计算，生物量子数，就算叶面积，算光合强度，那些都过分复杂，对规划指标来说，一定要简单明了，而且容易操作。如果我们能够用空间绿量指数这样一个概念来把城市绿地率和绿视率之间建立一个相当于二元一次方程的概念，也就是多元求解，求得平衡的这样一种思维方法，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李敏教授演讲内容

　　我们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很实际的计算，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推算出建设用地内绿地率的理论范围值（22.00-44.80%）及人口密度和建设用地内绿地率的相关性。人口密度越高，则建设用地内绿地率越低。通过选取9个高密度城市绿地率的样本，求得建设用地内绿地率的平均值为28.2%。经过分析，得出高密度城市建设用地的绿地率合格标准宜为20-25%。

　　参考以澳门为例所进行的高密度城市绿视率合格和优秀标准的研究，在高密度城市中绿视率合格的标准为大于15％，绿视率优秀的标准为30％。所以，高密度城市空间绿量的合格标准宜为35-40%。当我们用这样一个标准，对很多的高密度城市的街区进行实地测量以后，再进行研究，并且验证，基本上是符合这样一个取值标准规律的。

　　第二个是休憩绿地占比。休憩绿地占比是表达城市绿地中以公园、庭院绿地为主的休憩绿地所占权重比例，计算方式为：休憩绿地占比=城市休憩绿地面积/城市绿地总面积。例如，在澳门城市绿地分类标准中，已将休憩绿地单独列为一个大类：MG1休闲游憩绿地，包括MG11城市公园、MG12城市花园、MG14庭院绿地、MG15体育绿地。其绿地性质，按照国家的行业标准，除了公园绿地外，还包括了宅旁绿地和绿化庭院 。这些分类中，对应内地城市的绿地分类，宅旁绿地的和绿化庭院是属于MG4附属绿地的范畴。

　　我们以往，都是只讲公园绿地，对于大量用于休憩的这些附属绿地，特别是小区里面的那些花园和绿地，统统都采取视而不见，或者不做计算的方法，这是不够客观的。如果用休憩绿地占比的方式，来作为规划指标的话，将来做实际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以及指导下一层次的控制系统，就会有很好的明确指标的约束。这些休憩绿地在高密度城市为居民中所提供的休憩空间意义重大。若将其作为规划指标进行控制，能有效改善高密街区居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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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是人均休憩绿地。人均休憩绿地是表达城市公园等休憩绿地设置的基本数量控制指标，算式为：人均休憩绿地=城市休憩绿地面积/城市常住人口。人均休憩绿地是计算城市里个人拥有的休憩用地面积指标。由于高密度城市中可供居民休憩游乐的绿地面积很有限，宜将一些公园绿地之外的、具有可提供休憩功能的绿地也纳入此分类，以便尽可能多地涵盖居民游憩空间。该指标可对应于国内城市现行的“人均公园绿地”概念。由于国内大部分高密度城市目前没有休憩绿地的统计数值，故在涉及到国内相关城市的人均休憩绿地取值范围研究时，其数据来源暂时仍可使用人均公园绿地的面积，但是一定要向人均休憩绿地指标进行转换。由于人均公园绿地在各项标准的规定不一致，造成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

　　最后一个是公园的服务盖度。该指标是用于表达城市公园用地空间布局均好性和公园服务可达性水平的，其计算方式为：公园服务盖度=城市公园合理服务半径覆盖范围/城区面积。这个指标比我们现在所用的，所谓城市公园服务半径所占面积这个指标要科学一些。所谓的合理服务半径所占面积，这个定义在数学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半径是一条线，线是没有面积的概念，如果能够用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替换这样一个值，就会使我们整体的规划指标定义要好的多。

　　参考国标中对于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的规定：“一般城市的公园服务盖度（500m服务半径）≥60%”；而高密度城市由于路网密度更高，居民的步行出行效率更高，且随着人口密度增高、绿斑密度也增大的趋势，这意味着高密度城市应该构建比一般城市更多分散而密集、服务半径更小的公园体系。因此，高密度城市的公园服务盖度也应该高于一般城市的公园服务盖度值。

　　结合对澳门实际情况的调研和研究数据，发现步行距离在500m（＜10min）范围以内的公园绿地服务范围覆盖率为96.3%；步行距离在250m（<5min）范围内公园绿地服务范围的覆盖率为86.2%。因此，可认为高密度城区的公园服务盖度（200m服务半径）应≥85%。一般城市的公园服务盖度（500m服务半径）宜≥60%；高密度城区的公园服务盖度（200m服务半径）宜≥85%。

　　最后总结一下高密度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适用指标，大概有四个，第一个空间绿量指数，第二个休憩绿地占比，第三个是人均休憩绿地，第四个公园服务盖度。这几个指标概念和我们现行的规范和标准都有一定的衔接，但又不是简单的换算得来的，希望通过将来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把这样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指标概念应用到实践中。

▲李敏教授演讲内容

　　李敏：华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广东园林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政府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专家，广州市建设科技委副主任，华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城乡规划一级学科带头人，华南农业大学热带园林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学荣誉教授，重庆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公园发展与评价》《现代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园林古韵》《华夏园林意匠》《菽庄花园100年》《当代世界著名公园100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