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6—28日，第四届全球城市论坛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历史与现实中的全球城市：概念、方法及其可能”，力求将城市置于全球化的视野下考察与分析，从而使得微观的城市个体与宏观的城市影响相联系，以此丰富人类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本次论坛共收录27篇论文，涉及城乡关系、城市空间、全球城市、城市政治、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公共政策、城市群体等问题，会议立足于现实关怀，希望可以通过城市的研究，为我们当今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城市研究理论创新

　　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中，天津师范大学的刘景华教授在题为“欧洲城乡关系史论纲”的主题报告中，基于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各阶段的城乡关系分析，将欧洲城乡关系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古典时代的城市乡村化，即城市为农民的集中体，是农业公社的集中体；中世纪的城乡对立与共生，从日耳曼早期的纯粹农业社会向城市复兴后城乡关系的对立统一发展；工业化时代的乡村城市化，乡村出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且对于城市的依附性增强；后工业时代的城市一体化趋势，虽然乡村在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面进一步城市化，但城市和乡村都是在统一体地位同等的成分。

　　在城市空间研究理论方面，浙江师范大学的孙群郎教授在题为“城市空间周期论驳论——兼议聚集扩散论”发言中，批驳了埃克森将城市的空间发展进程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城市空间周期论，认为其在方法论上存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弊病。孙教授以美国城市发展为例，认为自19世纪初期，美国的城市化和郊区化就是同时启动和同步发展的，呈现出多维发展模式，而非先是城市化后郊区化的单线发展模式，并且认为美国70年代的“逆城市化”实质乃是郊区化的继续，所以理论存在谬误性，而“再城市化”更是子虚乌有。同时孙群郎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空间发展理论，即聚集扩散论，认为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聚集与扩散两种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运动。城市空间发展聚集和扩散推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大、空间结构的演进、中央商务区功能的高端化以及大都市区结构的多中心化。

　　城市与政治经济

　　政治因素对于城市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温州大学陈勇的《13世纪佛罗伦萨的吉伯林派与圭尔夫派党政：阶层分析的视角》从社会阶层变迁的角度，阐述了圭尔夫党与吉柏林党争的起源历史及其演变。13世纪，两党对于对佛罗伦萨控制权的争夺，加之教皇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得党政突破了城市的范围，对佛罗伦萨乃至意大利城市的内政与外交产生了影响。上海师范大学陆伟芳在《长时段视野下的伦敦治理模式变迁的政治因素——对全球城市的另一种解读》中指出伦敦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受制于英国中央政府，中央决定伦敦地方政府的存废、结构与性质，控制着其财政权。而另一方面，英国有着强烈的地方自治传统，所以伦敦地方政府还需要面对基层组织的抗议。但从历史上看，伦敦地方政府总体上呈现出从分散走向相对集中的趋势，管理也从碎片状走向整体性。而随着伦敦在全球的影响力增强，这座城市展现出更多的“全球性”，而不是“英国性”。其人口多样性、文化多元性、经济全球性等决定了它与全球的联系相较于英国本土的联系要更为强烈。安徽师范大学曹升生在《城市化与美国县政府自治：一项知识史的考察》中认为，20世纪初，随着美国城市化的发展，居民对县政府提出了更多的服务需求，迫使县政府开始寻求自治，即摆脱州政府的法律束缚——狄龙规则。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州政府会因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论证了美国宪法内在的“原则和妥协规律”，但是州政府与县政府在自治权限、法律授予等方面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究其根本，州权依然凌驾于县政府之上。河南大学王运良的《北宋开封：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阐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在城市物质形态、市民阶层地位、城市功能与管理的节点性变化。

　　城市经济发展是城市功能赖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物质基础。曲阜师范大学周东辰的《18-19世纪英国诺里季毛纺织业研究》讲述了英国“原工业化”（门德尔斯将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前的农村工业发展状况称为原工业化，并强调它是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发展典型——诺里季（英国毛纺织业的中心）的发展轨迹和衰落原因。厦门大学韩宇的《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城市转型的影响》从国际贸易和外国资本投资方面，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城市转型的影响。在国际贸易或者说国际竞争下，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廉价产品的涌入，对制造业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强烈冲击。而在外国投资方面，以日本投资企业为例，既给美国带来就业机会以及生产组织技术，同时又给予本土企业强劲的竞争压力。江西师范大学杨长云在题为“创造秩序和创造利润：《芝加哥规划》与美国大城市的诞生”的报告中认为十九、二十世纪城市发展可以从失序与秩序、商业与利润、商业与利润、规划与大城市的角度来分析，作者就以秩序和商业利益为题，重新审视《芝加哥规划》与美国城市再造与大城市诞生之间的关系。

　　城市与文化

　　城市虽然是世俗的物质世界，但它有是神圣的精神世界。城市的文化运行产生出人类文明，因而城市是文明社会的孕育所；文化则是城市和新人类间的介质。四川大学的查常平《另现代的全球艺术之都：纽约》中认为全球性不仅体现在空间地理方面，更在于它是否拥有一种全球性的观念意涵。作者以惠特尼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大都会为例，通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跨越空间乃至跨越文化的艺术景观，使得艺术博物馆获得了一种另现代文化（一种全球文化语言的方式）的本质规定性。河南科技学院苏喜庆的《城市记忆与生命共载——城市文学中的全球城市命运共同体征象》立足于本土文化和国族意识，透过对城市文学征象中的记忆性考察，可以更加清晰地指认城市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其中，价值共享是城市命运共同体召唤的重要价值属性。通过分享本土故事，传递城市人的声音，唤醒城市记忆，从而启迪人文空间治理的可能性策略。而城市的社会性区隔，也在营构出众多的“封闭空间”，这就需要城市文学的民主属性、平民化色彩来打破社会场域区隔的壁垒、消除阶级隔阂，发现城市不同群体的共识性价值。最后，城市空间中的危机，也空前召唤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抱团抚平创伤，共建美好的生存家园。华东师范大学王琼颖在《“纳芙蒂蒂”：柏林公共空间中的异文化符号——一段从争议到偶像的历史》中认为，古埃及雕像“纳芙蒂蒂”其被发现到流转到柏林公开展示至今，就不断陷入争议之中。而它在20世纪欧洲大众社会日益形成的推波助澜下，逐渐从一个异域情调的文化符号转变为德国文化偶像，并且成为柏林重要的城市名片进行重点推介。

　　人作为城市中的主要活动者，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因此，群体在城市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样值得注意。太原师范学院王宇翔在《1965年以来洛杉矶华人的跨国郊区化》中认为1965年之后的华人新移民，不同于之前抱有侨居心态的移民，他们大多是拥有相当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抱有定居心态移民美国的人。他们在移民之初，就在郊区买房，并从事各种高层次的经济活动，将以前以消费服务业为主的华人经济发展为生产服务业、高技术产业、消费者服务业并重的经济结构。总之，华人在洛杉矶的郊区化的主体，是移民活动和郊区化进程叠加的产物，可以说是一种跨国郊区化进程。

　　城市与公共政策

　　城市当中的公共政策以及公共基础设施也引起了本次会议的关注。厦门大学李莉的《美国“希望六号”计划与公共住房综合治理》认为，二战后为了缓解人口压力，为了摆脱为城市种族隔离、贫困集中、犯罪猖獗等问题的困扰，美国政府于1992年出台“希望六号”（HOPE VI）计划，旨在通过拆除衰败的公共住房旧区，代之以小型的、增加教育和就业机会、提升责任感的社区。虽然“希望六号”计划较为明显地改变了美国公共住房的面貌，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贫困分散化的目标。但是“希望六号”计划也存在公共住房流失严重，低收入者住房供应不足，损害原有社区居民利益等方面的问题。山西大学宋晨在《伟大社会项目与美国公共交通治理的联邦化》中，认为肯尼迪总统推行的新边疆政策以及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由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由私人所有和运营到联邦政府对于公共交通的资助和监督。天津师范大学曹牧的《找寻新水源：英租界供水问题与近代天津自来水的诞生》中认为，19世纪末，天津英租界建成的自来水工厂和管道设施，使得天津成为中国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城市之一。曹老师还讨论了水厂建设中水源的选择、资金的筹集、技术的运用等方面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现代化供水设施所体现的西方卫生思想与本土传统社会的公共卫生理念之间的冲突与交融。中央民族大学姚兴哲的《京张铁路与张家口城市的社会变迁》认为，张家口地理位置优越，是四方货物的中转站。而1909年京张铁路的修建，不仅推动了贸易活动的发展，而且带来了城市的社会变迁：城市交通和市政设施的建设和改善，近代工商业、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城市空间的扩展和人口的增加。华东师范大学吴小凡在《伪满洲国时期长春公园绿地建设中的殖民景观》中认为，伪满洲国建立后，殖民当局聘请日本城市规划师在“新京”所打造的公园绿地，一方面引导市民适应现代化的公共生活，另一方面，殖民当局也希望将公园绿地作为一个载体，通过各种景观以及在景观当中的活动，希望打造新“国家”精神，传达殖民文化。

　　随着当前城市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环境保护也纳入城市治理所要考虑的范围。上海师范大学刘晓卉《从荒野到城市：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的“城市转向”》中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环境保护运动关注的重点从以人迹罕至的荒野和乡村为焦点转向以城市环境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为关注的核心。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中污染问题的加剧、土地景观的变化、科技发展的副作用以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这种转向具体表现在：城市中自然空间和开放空间的保护；污染和健康问题的关注；环境公平问题的重视。城市环保运动不但改善了城市环境，而且也增强了人们对于城市自然环境的关怀，从而在寻求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中做出努力。云南师范大学王洋在《从田园城市运动到新城运动：弗雷德里克?奥斯本的新城思想与实践》中认为，英国城市从田园城市运动（Garden City Movement）到新城运动（New Town Movement）这一过程中，弗雷德里克?J.奥斯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他对田园城市运动的推动，对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的坚守，积极推动英国政府支持新城建设，最终1946年英国颁布《新城法》，从此进入了更加具有规划性，更为系统性的城市建设时期。

　　全球视野下的城市史

　　跨越文化与学科的特点是城市研究中的一大特色，在全球城市史的角度下会更加凸显出来。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以及法国等国家相继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改变了之前世界各地相互隔绝的状态，世界开始彼此联结、相互联系，全球性日益增强，并且持续至今。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城市也冲破了原有本土的性质，更加具有全球范围内的联系。华东师范大学朱明在《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的全球城市——以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为例》中认为分别处于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三座城市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在空间上体现了西班牙帝国推动下的全球城市发展。首先，在经济方面，西班牙帝国的大帆船贸易将三座城市联系在了一起，推动了商品和货币的全球流动。其次，在西班牙全球城市的空间建构与变迁方面，不论是总督府或是广场等物质空间，亦或是西班牙殖民者的活动所体现的人文空间，都体现了西班牙的帝国特性。同时在城市分布上，三座城市都呈现了棋盘格城市形态的传播、城市防御的增强、港口城市的特征以及居民和族群的多元化。最后，在文化方面，西班牙帝国利用城市空间生产实现文化霸权，通过城市空间整合和仪式活动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控制。华东师范大学林广教授在《殖民地时期的纽约发展及其历史地位》中认为，英国取代荷兰后，将纽约从之前的一个贸易站成为其殖民地。由于英国对其采取开放、宽容的政策，加之一直浓厚的重商精神，使得纽约的经济殖民地时期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而这又作为殖民地的遗产，在独立战争期间，纽约城市的居民成为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为美国的独立和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纽约的商业精神一方面使得该城市始终保持着活力，但另一方面却是对于文化的忽视，使得该城在很长时间内是一片文化沙漠。中国石油大学李洪宇在《互联网时代下全球城市发展探析》中，认为互联网为全球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其中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自由全面的发展、法律法规的完善、网络思维的丰富以及信息技术的创新。与此同时，互联网还为全球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譬如推动上层建筑的改革、弱势领域的提升、高新技术的创新以及人才战略的实施。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苏宁在《全球城市竞争力、吸引力、创造力的内涵与互动特点》一文中指出，在全球城市发展过程中，竞争力、吸引力、创造力是其崛起为全球要素枢纽的重要标志。而在全球城市迭代升级的背景下，一些全球城市通过把握全球经济转移机遇、提升城市软实力、塑造包容性制度环境、引领低碳可持续发展方向、提高城市创新体系水平、建构引领性人才培养集聚模式等举措，来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吸引力、创造力。

　　全球化的研究趋势使得过去一些被人忽视的区域更加受到关注，尤其是拉丁美洲地区的城市研究。而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其城市的建构也一直是城市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南开大学张昀辰的《拉丁美洲城市化历史研究综述》以“殖民地时期城市发展史的研究”和“独立后至20世纪中期城市化的研究问题”，分两个历史时段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拉美城市发展进程、工业化与城市化、人口流动与城市空间布局、城市发展差异等问题的研究概况。南开大学韩琦在《拉美城市化模式的转型》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拉美城市的转型特征主要体现在人口流动模式由城乡流动逐渐转向城市之间的流动以及国际移民的增加；不同类型的城市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城市体系趋向于平衡；城市内部空间发生了由两极分化现象向“碎片化”的趋势转变；城市非正规经济成为常态，社会和环境问题突出。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文仙的《20世纪墨西哥城市化与社会稳定探析》中介绍了20世纪墨西哥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体现在人口增长，边境城市和中小城市数量的增加。但是，这也引起了墨西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譬如“城市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等等。基于如此，墨西哥政府通过制定发展规划、环境治理以及提高城市质量等来缓解社会问题。

　　本次论坛打破了学科的界限，将全球史和城市史结合起来，赋予城市史更为宏大的视野，给予全球史更为专业的聚焦，从而使得两个领域各有所得、相互激发、共同进步。同时，本次论坛也贯穿古今，既有对于过去城市的思考，也有对当今城市的剖析，这些都为目前我国城市建设提供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