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有两家国家公园正式挂牌——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在成都揭牌，面积达二万多平方公里，这标志着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进入全面推进新阶段；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兰州揭牌，总面积约五万平方公里，涵盖森林、草原、荒漠、湿地生态系统，这标志着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进入新的建设阶段。

　　我国国家公园起步较晚。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面积包括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等共12.31万平方公里，它开启了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与试点。2017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颁布施行，该条例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特点，对公园体制及管理、产权制度、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生态补偿、防灾减灾等方面做出了明确、具体规定，充分体现了依法建园、管园，标志着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步入法制化轨道。国家公园起源于美国。

　　早在1872年，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公园正式问世。目前，世界上225个国家共设立9800个国家公园，占地面积约560万平方公里，超过半个中国国土面积。

　　据专家分析，国家公园体制的优势在于，一是能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示范基地，引领生态文明建设；二是有利于破解地方“割据”、把生态资源及世界遗产当作“唐僧肉”、靠景吃景、过度开发的问题。国家公园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管理体制调整、生态文明建设、资源综合利用、景区功能转型、财政投入等诸多复杂问题，中国国家公园启航时间较短，缺乏成熟经验，因此既要借鉴国外的做法，又不宜照抄照搬，需从国情出发，体现中国特色。笔者浅见，国家公园体制及建设需要从以下方面全盘思考，统筹兼顾。　　

　　把世界遗产纳入国家公园体制管理。譬如三江源既是国家公园，也是世界遗产，但国家公园面积远大于世界遗产，因此国家公园建设应以世界遗产为核心，扩大其外延保护范围，探索全新的管理与运营模式，然后逐步向4A及5A级景区推广。

　　国家公园还应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将其建成生物多样性、植物多样性、野生动物多样性、生态保护多样性的环保基地。国家公园通常面积很大，这就需要打破区域阻隔，对景区资源进行重组整合。此外，还需要破除地方体制藩篱。国家公园的最高管理权、门票定价权等应属于国家层面，地方只负责日常管理及经营活动。

　　国家公园应以生态及资源保护为主，旅游为辅，以世界遗产为核心的国家公园，需要用可持续旅游实现对遗产的保护，还要做到充分体现公益性。国家公园不仅仅是旅游休闲的地方，还承担着中华历史文化传承的使命，应成为向游客讲述中国故事的载体，因此门票定价不能过高，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

　　据报道，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门票仅为10美元，低票价的背后是美国中央财政每年对408个国家公园的高额补贴。相比较，我国每年对225处国家级景区的财政补助有限，景区为了生存及盈利，只能“靠景吃景”，过度开发资源。看来，国家公园体制应扭转这种掠夺资源的“坐吃山空”，统筹兼顾发展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