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园林天下闻名，一年四季游人如织。其实不仅在苏州，几乎整个江南地区都有园林，且不为广大游客所知的是，早在唐宋，私家园林便对百姓开放。《东京梦华录》载，当时可畅意游玩的园林有十多座。邵雍因此写下“洛下园林不闭门，遍游何尝问主人”的诗句。有趣的是，宋代园林已经开始“卖票”了，园内还有茶馆饭店，供人们休息、消费，与现在的风景区并无二致。

　　中国文化有具体而微的传统（传入日本后，其势更甚）。如果说盆景微缩了文人审美下的“中国特色”，那么，江南一座座仪态万方的园林，则呈现了南中国的菁华。待朱棣迁都北京，精致细腻的园林文化也悄然影响了粗犷的北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西郊皇家园林。老百姓当然没有财力建设园林，但四合院里却有集实用和观赏于一身的“天棚鱼缸石榴树”。

　　中国园林肇始于皇家。早在殷周时期皇帝就在专门狩猎的“囿”里植草木建宫殿，到了汉代，“囿”、“苑”已具备了园林的主要特征，至唐宋发展成熟，明清达到巅峰。和诗歌、书法、绘画、建筑等艺术一样，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必有相应的“理论指导”思想出现，构成园林艺术的各个部分亦如此。植物栽培类如《竹屿山房杂部》；山石类如《素园石谱》；赏鱼类如《朱砂鱼谱》；品位类如《长物志》；建筑类如《营造法式》，其他如风水堪舆、古董鉴别等等。似散珠碎玉却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部园林建筑专著：《园冶》，则诞生在明崇祯年间。作者计成，吴江人，字无否，号否道人，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山水画家。“少以绘名”，五十三岁时，“因感无力将其所能施展于更多的园林之上，而薪传无着，故穷其毕生心血与智慧，将冶园的心得与经验援笔成书，以成《园冶》”。

　　明成化以降，江南经济高度发展，物产丰富，社会风尚渐趋奢靡，加之原本浓郁的人文传统和历史留下的园林遗产，相互促进，造成了江南“有钱就造园”的时尚。这可比如今在北上广深置别墅要高级得多，花的银子也不在同一级别上。中国第一部园林建筑专著诞生其间，也就不奇怪了。

　　新加坡学者康格温分别从出版史、版本学、园林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几个方面研究《园冶》，填补了关于园林叠山师研究的空白，无疑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但普通读者亦可以从中看见明代士大夫文人对园林的情有独钟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消费。实际上，从《〈园冶〉与时尚：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书名上也可看出，作者在这两方面的用力。毫不夸张地说，一座精心营造的园林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盛大演出的最佳场所，也是南中国的菁华所在。

　　自从魏晋名士替中国文人完成山泉隐士情结后，避世也好，回归也好，终南捷径也好，代表大自然（或“道”）的山泉便频繁出现在文人的诗歌、绘画中，乃至变为一种生活，标榜着读书人高洁孤傲的完美节操。然而，神仙圣贤高居云端林泉，文人们却是要吃饭睡觉的。在有些文人眼里，吃饭睡觉而有别于商贾贩夫，惟园林者也。大学问家王世贞直言，“必先园而后居第，以为居第足以适吾体，而不能适吾耳目。”选择园林营建地点也颇有讲究。山林最佳，沈周诗曰“人寻静处深住，屋向林中小营。”乡村和城郊次之。不得已必须在城市中，则如计成所说，“市井不可园也。如园之，必向幽偏所筑。邻虽近俗，门掩无哗。”随着社会的发展，建在城市中的园林越来越多，“隐”的意味越来越寡淡，从而转向区分雅俗的一种标志。

　　明中期社会经济大增。商贾富豪亦加入营建园林的大军。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一个小小的搬运工头，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便发家建园。随着商贾营建园林的增多，文人们感到了威胁。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典中国，手掐大把银子的商贾是有自卑心理的，他们竭力向文人士大夫靠近，而后者则千方百计地想“划清界限”，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园林的精致化，甚至达到对园林审美的“变态化”。凡事皆求“式徵清赏”。铺地“不走寻常路”，要“合宜”，不蹈“古之常套”。叠山（假山）须效仿绘画艺术。园内建有书房、佛堂，以供他们吟诗作画，修身养性。至于文人骚客雅集，鉴赏诗画，臧否人物，游玩赏景更是题中之义。《红楼梦》第十七回写贾政带着一帮门客游大观园，考宝玉题匾作对子的功夫，就再现了文人们的园林生活。

　　文人们在园内雅集饮酒作诗，或独自读书礼佛，成为与他人相区别的“软实力”，但无法阻挡商品社会的渗透，很多园林开始对外开放，收取“门票”，同时带动周边经济。勾栏妓院、茶馆和酒肆等消费场所的建筑制式走向园林化。而构建园林的基本物质，花草树木珍禽赏鱼奇石古董等等，形成园林产业，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有时，人们甚至在园中进行展示和交易。在江南一座座雅致的园林内外，风尚和消费交互牵引，形成了一个代表充满创造力与风雅趣味的繁华、奢靡的南中国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