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怎样抓住大机遇，建好大湾区？从2016年开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就对这一规划开始了调研论证。光明智库特邀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做客光明智库，畅谈“大机遇”与“小细节”。

　　既是湾区内部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国际环境的回应

　　就湾区内部来说，无论是广东还是香港和澳门，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对港澳来说，自回归以来，大多数产业已经转移到珠三角，本地产业结构单一，技术创新既乏力又缺少空间。在大湾区，高度的城市化区域已经形成，需要有效整合三地比较优势，把经济提升上新的台阶。就外部环境来说，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中国在技术层面面临严峻挑战，以世界一流开放平台来吸引西方优质资本，更好实现开放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打破西方遏制中国的企图。所以，把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平台，既是湾区内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的回应。

　　光去外面走走看看，还很不够

　　相比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大湾区更复杂的地方在于涉及“两制”地区的协调，难度更大，要考虑各方意见，科学审慎决策。现在讨论粤港澳大湾区，大家通常会说，“去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看看，去学习”。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还很不够。粤港澳大湾区对标欧盟更为合适。因为当前的大湾区建设和当时的欧盟一样，也面临资源整合的问题。当前，大湾区经济运行仍存在产能过剩、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平衡不匹配等突出矛盾和问题，部分地区和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内地要告别以往的粗放发展模式，需要各方面的创新；港澳产业结构单一，面临发展瓶颈。三地各自为战去突破，有难度；要素结合起来，可能就完全不同。

　　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在细节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对三地给出了明确定位，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探索。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来看，港珠澳大桥建成后，签证仍然是问题，三地的不同车牌如何快速通关？怎么省掉重复通关的中间环节？在大湾区注册企业，能不能都视为“湾区企业”，不再分内资、外资？细节决定一切。不同的制度是障碍和困难，但同样是转化为优势的难得机会，因为我们可以在制度的融合中调试出更优的选择。

　　均衡发展，医治“大城市病”

　　大湾区要建成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从城市化角度来看，中国存在大城市城市化过度、小城市建设不足的通病。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特大城市群，更要实现均衡发展，根治“大城市病”。尽管大湾区内各个城市比较优势不同，会形成自然的等级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资源都要置于这些主要城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资源均等化提供了现实可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既要追求基于比较优势之上的合理劳动分工，又要追求均衡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公平，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