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新型城镇化要处处体现以人为核心。在今年的工作中，以人为核心将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二是更好解决群众住房问题。这两方面的工作将使城市更加宜居。

　　“以人为本，公平共享”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原则。这就要求新型城镇化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主要以拉动GDP增长为目标。虽然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但目标的优先序会影响其实现，因而具有重大意义。

　　对人民群众来说，对于城市化的基本要求是改善就业和居住，让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的城市化，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因此，我们评估城市化的成果，首先要看能不能改善人民群众的就业和居住，而不能主要以城市的建设水平、经济总量等指标。如果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基础设施、经济总量都会大大提升，但那不利于人民群众的居住和就业（高房价会拉高经济运行成本，压缩很多产业的发展空间），就不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上文同时使用了“城镇化”和“城市化”两个概念，需要做一个说明。在本文中，城市化是指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转移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城镇化则是我国的战略、规划，可以说是我国城市化的一个特殊路径，其特别之处是重视镇这种“微型城市”对农业、乡村人口的吸收作用。而从实际进程看，镇对于我国农业人口转移也确实起到过非常重大的作用，例如东莞的外来人口就是集中在镇而不是中心城区。现在，镇在规划和实际进程中的作用都比以前小很多。但我国政府部门在战略、规划中还一直使用城镇化的概念，强调了各级城市（包括镇）对农业、乡村人口的吸收作用，而不只是重视中心城市、超大城市。

　　但这些年来，在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意见强调中心城市、超大城市的作用，而认为发展中小城市是低效率的，更不要说镇了。这实际上是对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采取城镇化的路径表示了质疑。越来越多的意见认为，我国应推动都市化，即在城市化进程中采取都市化的路径，推动人口向少数大都市集中。相比之下，城镇化显得低端，而都市化高大上。都市化可以形成规模效益，促进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发展。

　　可见，城镇化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坚，近日发了几篇关于都市区的研究，其中对美国的城市与我国的城市做了比较。2010年，美国排名前100位的大都市区聚集了65%的人口，生产了75%的GDP。而我国2010年排名前100位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9.5%，生产的GDP占全国的50%，分别比美国低45.5个百分点和25个百分点。他建议，我国应发展大都市区经济，大幅度提高排名前100位城市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水平，重点发展20个左右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区。每个大都市区在1.5万平方公里左右，高密度地容纳2000万到4000万人口。

　　2010年美国人口略多于3亿，而我国人口超过了13亿，是美国的4倍还多。这就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有65%的人口集聚在100个大城市。根据上面的数据计算，美国100个大都市住了2亿人，我国100个大城市居住了2.5亿人，我国城市的人口规模比美国还大。再看GDP，我国100个大城市人口占19.5%，而GDP占50%，可见人均经济资源的占有已经超过了美国的100个大都市。这还能说明我国大城市的集聚不够多、都市化程度不够高吗？我国人口不能像美国那样集聚在少数城市，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众多——决定的。

　　根据赵坚教授的设想，20个大都市每个都高密度地容纳2000万到4000万人口，这就是20个北京、上海或纽约、东京。如果按下限2000万人口计算，20个大都市只能容纳总共4亿人口，集聚度显然还不够；如果按上限4000万人口计算，总共容纳8亿人口，集聚度是勉强达到了预想，但4000万已经超过了目前北京的人口数量，这将引发何等程度的房价上涨、交通不便呢？

　　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决定了，人口的城市化不能只靠少数超大城市，而要依靠各级城市，包括镇。而且，我国城市化还要承担农业人口转移的功能，这是靠少数大都市难以完成的。从这些角度看，城镇化才是接地气的城市化路径，需要数量众多、广泛分布。

　　可能有人会说，都市化是市场化的结果，这被近年来人口不断向中心城市、超大城市流动所证明。但实际上，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够吸引人口流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们利用行政地位占有了优势性的资源，而不完全是由市场化因素决定的。这恰好是与市场化相悖的。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否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