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规划史

　　今天的主题是从规划史的角度来介绍台湾地区的一些经验。规划史（Planning history）是都市史（Urban history）的一部分。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言词与物理的空间都不能脱离社会来对待，这和台湾一般的官方看法及被官方接受的学院看法是不同的。

　　如果脱离了社会看城市，城市是什么？难道城市真是砖头、石头、柏油马路吗？这种观点不知道“破产”多少年了，但仍然是现在的官方说法，也是主流学院的看法，技术官僚和封闭的学院昧于现实，所以规划成为了一套浅薄的技术，那些规划完全看不到全球化的脉络，导致规划报告才制作诞生就只是“墙上挂挂”的过时文件。

　　另外要指出的是，讲座题目里的“现代建筑与都市计划”，在当下专业知识片段化的语境里是不一样的，但为什么把它们放在一起？其实，这两者的差别在历史中并不大，以柯布西耶为例，城市规划对他而言，就是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的一部分。社会剧烈改变，导致现代建筑与规划的范式转移，一套话语、价值观、系统分离为两套不同的专业话语。

　　当都市问题浮现，为什么会导致现代建筑与规划的失败呢？这是因为支持它们的现代理性主义模型崩解了，这是整个现代主义的大危机。而研究“为什么会失败”的都市研究与批判性思维崛起，1968年巴黎大学学生运动是象征性的里程碑。学院派的想法被改变，独尊现代主义的规划也被打破，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等研究百花齐放，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专业变革。

　　而这些变化直接关系着台湾的规划。因为台湾的规划就是制度内的现代性移植，也是战后美利坚强权维持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历史局势下的技术性移植，台湾技术官僚和学院派接受了这一套之后产生的问题，也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规划。

　　当后来市民社会崛起，规划已无能面对。美国这时开始出现社区参与、反省性以及人文主义取向的城市设计，规划师的角色也开始改变。但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而言，还有一重历史陷阱，那就是民粹主义对刚浮现的市民社会的致命吸引力，要过一关，需要对自身有反省性的认识能力。不只是台湾如此，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分裂社会和分裂城市，已成为全世界的共性问题。

　　镶嵌的场景与历史的移植过程

　　因此，要分析台湾的规划史为何与“失败的现代性”相关，还需要将其放置在历史移植的政治、经济脉络中探讨。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想象，以及新国际分工形势下的经济发展追求，使得“爱拼才会赢”成为了中小资本的价值观以及劳动者的身体表现。当时台湾劳动者吃槟榔，刺激身体发热，透支熬夜，增强干劲，年轻的身体似乎可以暂时承担伤害，外在环境的问题也可以忽视不见，因为当时的体制似乎许诺了明天的财富，类似的情境也可以在改革开放后大陆的珠三角地区看到。

台湾街头的“爱拼才会赢”广告，图片来源讲者PPT

　　急剧都市化过程中的政治角力

　　如果说1950年代的台湾城市，是冷战年代“国族国家”重构下的政治基地，土地改革则是“政权”与地主阶级之间政治妥协的结果。农村土地改革中的“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政策（注：“三七五减租”条例于1947年公布，佃农应缴耕地地租按正产物1000分之375计算；“耕者有其田”条例于1953年公布，地主可保留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其余由政府用征收补偿方法交佃农承租耕种）的经济与社会效果在于，提供了台湾工业发展的基础，创造了“自耕农阶级”，但也因此挑动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反对力量。

　　台湾都市化过程并非基于过去研究中常见的“强政府VS弱社会”假设，而更多是现实的政治考虑。高层决策者与技术官僚，在台省精英与地主阶级的压力下，被迫对农地改革做出了政策妥协——临近城市的部分农地可作为潜在的城市建设用地，地主的地值钱了，社会压力随之释放，但也使得台湾社会的基础变成了“农村自耕农与都市地主的复合体制”。

　　都市土地改革的“都市平均地权”主张，也并未在农村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持续推动。执政者发现，通过“实施都市计划”使农地向市地变更后，可获取都市发展的利润，虽然这与孙中山的理想——都市平均地权、涨价归公的相关政策背道而驰。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套妥协的、溃败的市地改革。

　　日后，在台湾都市人口进一步集中的趋势下，私有土地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而地方的势力过于强大，也使都市计划成为“地方政治”土地投机的工具。这些社会政治脉络不但塑造了执政当局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与权力联盟的特征，甚至成为日后都会治理的危机。

　　市民城市的浮现

　　1960年代后，台湾的城市开始成为世界市场里的加工出口基地，而城乡移民为台湾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世界市场里的主要廉价劳动力。因此，特殊的社会与性别结构决定了台湾空间生产的社会组织，“强大而没有自觉的”性别歧视城市也随之形成。例如，在交通政策上，在没有地铁的时候，公车的主要乘客多为学生和女性，私家小车的驾驶则多为一家之主的男性，不见得必然会带上之后同样要出门的妻子；而在住宅政策上，住房只提供给“正常家庭”，最需要房子的单亲妈妈因被界定为“不正常家庭”而委屈于有限的平价住宅分配的末尾。

　　同时，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的弹性生产网络成就了台湾城市的都市性（urbanity），这是台湾城市最核心的力量。竞争力与环境品质恶化在台湾同城并存，譬如说，下班时站在台北街头，可以看到大量喷着尾气的摩托车开往台北市的边缘，一方面的确是体现了城市的活力，但对行人的安全和环境都有很大影响。

　　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台湾的夜市，虽然现在夜市已经成为陆客必去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政府看来，它是非法的、脏乱的代表。后来，曾有国外建筑师想把士林夜市引到新设计的歌剧与音乐厅的下面，同城并存，市政府也无法理解，当然反对。可正是这些非正式经济，才是台湾都市特色不可或缺的元素。

　　“正式”与“非正式”之别是官方界定的，历史上并没有这些界限，就像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里的各种商业街，都是这种形态。当时，台湾整个西海岸都等待着让农民加入制造业的大军，除了正式的工厂外，就是非正式经济的弹性生产网络。这些人们求生存的方式展现出中小资本的活力，由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相关服务设施不足，都市非正式部门无所不在，由此也聚集了一批非正式聚落。

台湾夜市。澎湃新闻记者冯婧 图

　　相比经济政策，权力机构从未真正重视过空间规划。但在1989年，市民城市在投机城市的炒作所催动的住宅运动中浮现。在一场名为“无壳蜗牛”的住宅运动中，百对新人在中正纪念堂办婚礼，并以“爱情、土地、家是不可炒作的商品”为口号，召唤起市民的共鸣。

1989年8月26日无壳蜗牛运动中4万人涌入忠孝东路，图片来自网络

　　与此同时，首要城市（primate cities）现象与不平衡的都市网络逐渐产生：1990年代后，“北台一极化”现象形成，但政府还是以行政划分来统计人口，对此浑然不知。很长的时间里，是台北和高雄形成经济高速发展的两极，而中间的城市不断萎缩，形成了不平衡的都市网络。最近这些年，高雄的经济也萎缩了，北台一级化因此固定。2007年的高铁通车，台湾西海岸都会区域形成，乡村与城郊边界不再清晰，都被联结了起来，而且和大陆东莞、昆山以贸易的形式紧密联结，越界的生产网络表现出活力，台商比技术官僚对此要了解得多，这也是全球化中台湾的新都市空间形式。

　　失败的故事

　　不同于二十世纪初欧洲城市现代运动的建构，战后的台湾城市的发展版本，是“美利坚盛世”下现代建筑与都市计划的移植，也对台湾的自然与建成环境造成了创造性的破坏。这种“创造性破坏”也恰恰是现代性最大的力量。

　　当时流行的“机能主义言辞下的建筑形式主义建构”、“技术与结构伦理取向下的建筑形式主义建构”，都包含了一种现代建筑的机器隐喻——机器是理想的代表，但是对身体却是束缚。因此也被称为冷战时代的“零度建筑”。这些现代建筑与都市计划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论述，多是美学与工程导向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潜藏的价值观未经检验，却被专业社群当作基本的规范，以维持其权力运作。

　　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而言，虽是一心追求形式的创新，却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文化形式的模仿。当战后美式的、简化的实用主义工程技术教育，成为台湾建筑与规划教育的核心，粗暴的技术力量改变了台湾的一切地景。最后，改变了台湾自身。

　　举例而言，水利工程进入台湾工学院，关系着美军经验移植给台湾工程师水文学应用上的数学模型，能够最快地将雨水排入台湾海峡，却把台湾的河床彻底沟渠化了，带来生态环境与地景的彻底改变。

　　联合国派来帮助台湾的两个北美学院里的“专家”与退休教师，他们移植到台湾的，就是形式化的规划——现代都市计划的理性与抽象坐标系统，在日本殖民城市的基础上，看齐巴黎、追随纽约，都市计划往往等于开马路，想用都市发展来解决所有社会、经济问题，即使是已经简化的公共设施派放，土地征收与开辟也跟不上现实里都市发展的步伐。

　　柯布西耶式的现代都市元素，成为台湾技术官僚们再造一个新加坡、香港的幻想——功能分区、超大街廓、摩天楼、封闭的购物商场、私人小轿车、高架桥、快速道路……都是营造的现代都市元素。

　　而台湾自身并没好好实施这一套“形式规划”。因为官方的真正决策上层对此并未真正重视，蒋经国时代掌握发展方向的技术官僚大多是大陆出色的工程师，因此延续了大陆失败的教训，经济发展才是关键，住宅与城市规划相较而言则是次要的公共事务。

　　与此同时，当时国际上大量的福利国家与战后重建的英国新城镇的社区自给自足政策、欧洲社会住宅的平等主义，都因为台湾政治历史的特殊性而被“消音”了。以田园城市（Garden city）为例，这个中产阶级的都市改革运动，希望为工人阶级提供在绿色郊区的独户住宅。这一诉求经由战后英国工党政府的“新城镇政策”得以实现，英国规划师认为新镇政策中自给自足的社区主张，是市场力量支配的美式都市蔓延之外的另类选择。

　　台湾也有一个移植了田园城市的“新城镇（new town）”计划——1950年，以防空为名，将“台湾省政府”迁至中部唯一不靠海的南投县乡村地区，称为“中兴新村”。这个政治上的疏散计划，正是出于对新城镇的模仿构想。但政治与历史的复杂，使得具有社会城市性格的“新城镇”在移植到战后台湾的过程中遭遇了性质的改变。首先，当局好似不用担心空袭反而留在台北市中心；其次，新城镇的细部规划操作者被送往美国学习，所以在中兴新村真实空间的布局中，见到的是美式城郊住宅尽端式囊底道路与防空洞。种种此类，可以说是规划史上的有趣错置。

　　后现代主义“小确幸”的台湾城市

　　台湾的现代主义城市经过几十年的执行之后，没有像新加坡一般实现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却产生了一种类似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再现的城市。

　　现代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断裂——时间与空间在房地产炒作中被商品化，经济发展下环境的品质却日益恶化，现代性的许诺落空了一半。而在文化上，现代性是西方的浮现。于是，历史的悖论是，台湾，经历了现代化过程，已经不是过去的台湾，由建筑与城市都无法辨认自身，在世界市场中的产品——MIT(Made in Taiwan)，就是不能像台湾。

　　而一味模仿追求西方现代性的建筑，开始在台湾出现“水土不服”。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航站楼的外观设计和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几乎一样，这真是建筑师的屈辱。

　　在现代都市计划不能面对现实中的期望时，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文化认同价值”开始凸显——但其实是早在台湾移植现代主义之初就一直存在的线索。就这一点而言，或许在被破坏前的东海大学校园设计中有所体现，贝聿铭、陈其宽、张肇康的团队为此做出了专业贡献。贝聿铭的同班同学王大闳在台大校园里的大学生活动中心可以作为一个说明的例子。

　　台大校园里的大学生活动中心是在哈佛接受严格而正统的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王大闳先生的作品。建筑是大跨距混凝土折板屋顶，底下是混凝土的方柱，营造了一个像现代工厂与机器一般的建筑类型，这个作品体现了战后现代主义的空间形式和混凝土模仿钢结构的作法。但是，现代建筑师却不能忘情文化的认同，轴线主入口与内庭、朱红色的大门与门环、门窗开口与木格子窗棂，是传统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再现空间。有意思的是，这些却是现代主义瓦解之后，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追求。

台湾大学学生活动中心，王大闳设计，1961年。

　　19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建筑论述的范式转移，后现代主义开始质疑现代主义的教条，一批对历史脉络、社会动力，甚至是空间体验比较敏感的建筑师出现。然而很快地，后现代建筑为商品和消费的欲望淹没，成为流行的俘虏。

　　在台湾，更特殊的脉络是官方与民间的紧张关系。例如“无壳蜗牛运动”要求都市正义与市民的居住权利，保存运动对抗着发展计划，环境运动对抗着生态破坏。草根社区因都市问题被动员起来，市民城市在这一过程中浮现。城市混乱的现状，既表现了官方与民间的紧张关系，也表现出官方规划对都市干预的无能与社会的欲望流动。

　　虽然政治认同在某个层次上分裂了浮现中的台湾市民社会——它以后更要能跨过民粹主义致命的吸引力，这几乎是社会自律能力的考验与历史反思能力的挑战——但都市运动确实提供了社区参与的机会，赋予城市与建筑一种空间的使用价值，一种“都市价值”的意义表现，让建筑与城市由现代主义的废墟里重新获得生命，成为活的地方(place)。社区营造（community empowerment）的尝试或许是台湾的规划与设计专业者，在现代建筑与都市计划处于官方-民间关系改变的过程中，所累积的最重要经验。

　　在这一过程中，台湾的市民城市的空间与社会特征，就像是赵传的歌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公共建设质量普遍显得粗暴，政府能力确实有些不足，城市与建筑都没有什么特色，然而，在身体步行的经验中，却有未能预期到的小处可让你惊艳。

　　城市的小处惊艳，包括一些旅游地与民宿，或者在都市校园的开放空间里经常可以见到不畏惧人的黑冠麻鹭。在这些“不好看”的人造框架里，还余留着一些未经破坏的地方，或是用心市民的经营角落，建成环境支持着可见的市民活动，流露出“小确幸”，正是这种微小但确切的幸福，累积着城市的温度。

　　正如村上春树所说：“如果没有小确幸，人生只不过像干巴巴的沙漠而已。”

　　（夏铸九系台湾建筑学家，都市规划、设计及都市研究者，建筑、都市史及遗产保存者，都市社会学者，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所长。本文根据夏铸九2018年9月25日于同济大学举办的《近现代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系列讲座：失败的现代性？现代建筑与都市计划在台湾的失败以及市民城市的浮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