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受“垃圾围城”之痛由来已久。试想一下，如果城市的垃圾填埋场变成了滨海公园，垃圾焚烧发电厂成为孩子们课后玩耍的乐园，垃圾山转换成了“金山银山”……那将会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世界！

　　“无废城市”的建设，可望加速这一美好期待成为现实。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根据《方案》，国家于近日启动了“无废城市”试点筛选，60个城市竞争10个试点。向城市“垃圾废物”宣战的集结号正式吹响。

　　一种现代化城市管理理念

　　“无废城市”的“废”是指固体废物，我国相关法律对其定义为：在生产、生活和其它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物品、物质，通俗地讲，就是“垃圾”。

　　我国是世界上产生固体废物量最大的国家。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固体废物历史堆存总量高达600亿至700亿吨，且每年新增固体废物100亿吨左右，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是“无废城市”的首倡者，他曾多次到瑞典、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交流访问，“瑞典几家屈指可数的发电厂把全国的垃圾都解决了，且环境都达标；中国台湾地区的垃圾焚烧厂建设得就像公园一样，现在已成为了市民免费举办婚礼的大礼堂和花园庭院。整个中国要美丽，必须解决垃圾的问题。”杜祥琬考察后“很受刺激”，“中国必须推行‘无废城市’建设，而且这是可行的”。

　　杜祥琬告诉《中国科学报》，“无废城市”并不意味着没有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实现废物高比例的循环利用和资源化。“它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的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最终实现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标。”

　　“固体废物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杜祥琬认为，从建设“无废城市”到最终走向“无废社会”，这将会带来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会带来社会效益。

　　他表示，一方面将推动政府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形成一套“善于管垃圾”的机制，运用大数据、物流网等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明晰各种不同类型垃圾的数量、去向等；另一方面带动每个家庭和每位家庭成员懂得如何减量、分类，提高公民素质和资源的循环利用水平，而这都是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体现。

　　事实上，“无废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已超过20年，日本、欧盟、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固体废弃物综合管理、具体路径措施等方面探索出了有益经验，尽管叫法不同，但核心内涵相似。

　　比如日本建设“循环型社会”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以废物零排放为目标的技术系统，旨在将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负担降到最低程度；欧盟委员会的“欧洲零废物计划”“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无废欧洲网络”，以及新加坡提出的迈向“零废物”的国家愿景等，都在探索废物减量化、资源化的发展模式。

　　“借鉴国外经验时，在具体的方式方法、政策设计等方面要结合中国情况。”杜祥琬说，我国目前处在发展阶段，距离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差距，但也有着很好的工作基础。

　　一项长期而富有挑战性的工程

　　“要让全社会的固体废物实现减量化、高比例的资源化，难着呢、早着呢。”杜祥琬坦承，“这件事做起来不容易，不能一蹴而就。”

　　根据《方案》提出的时间表，计划到2020年，系统构建“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城市”建设示范模式。

　　据了解，目前全国23个省市区推荐了60个候选城市参与试点“选拔”,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让杜祥琬感到意外和欣慰。他告诉记者，曾有一个城市代表在向他寻求指导和帮助时表示“选上了我们要做好这件事，选不上我们也要做好”，“说明了在这件事上社会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来自于大家对环境的需求，并认真地接受了这个观念。”

　　“无废城市”的核心是对固体废物的综合管理，涉及产品设计、产生、转移、回收利用、处置等固体废物全链条体系中的多个环节。

　　同济大学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研究所所长何品晶认为，不产生垃圾是不可能的，但可在产业链前端即产品的设计、生产环节减少资源投入，从而减少废物的产生，对后端无法实现资源化的废物要进行无害化处理。

　　垃圾分类是固体废物资源化的重要环节。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指出，近年来，垃圾箱装备不断升级换代，但垃圾分类实效却不大。

　　“从社区的垃圾箱，到清运，再到回收阶段几乎还是混装状态，原因在于管理上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没有建立整体可操作的体系，试图从局部解决问题显然是不够的。”马军告诉《中国科学报》。

　　“无废城市”不能做成一项“亏本买卖”，经济上必须可行。受访专家都提到了“性价比”问题。

　　何品晶指出，在回收阶段，过去城市拾荒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造成了废金属、废弃饮料瓶等高价值或者易回收的废物回收得多，而中低价值的废物少人问津的现象，“人们往往做有利可图的事情，这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补贴、税收等相关政策”。

　　“企业因为有政策的支持，会寻找新的投资方向，但各地企业的参与度有所不同。”何品晶指出，该行业效益与矛盾并存。他以饮料瓶为例，“瓶盖、瓶身、商标是三种性质不同的废物，如果要做到完全高效率的回收利用，就必须对三者分别回收处理，比如我们希望生产商提高商标易拆解性，但每个企业都希望把商标长久保留在瓶身上”。

　　何品晶表示，建设“无废城市”，如何提高和优化效益、追求高品质的废物回收利用和精细化的管理值得思考，“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先易后难，先在理念设计上思虑周全，不能着急，在落实推行时应坚决有力”。

　　通力合作，全民深度参与

　　不同城市因不同地域、发展水平及产业特点，以及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管理等各不相同，“无废城市”建设要充分结合地方特点，此外，城乡差异也需考虑在内。

　　目前，我国农村垃圾总量不少，收运成本比城市高，更适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何品晶表示，“农业产品消费后的残余物应尽可能留在农村就地分类后处理利用，工业产品消费后的残余物才需要考虑集中处理。”

　　“无废城市”建设是全社会的综合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公民等各个主体共同发力。

　　“每个主体要承担好自己的责任，要求经济上可行，但不要做什么事先都考虑赚钱。”杜祥琬指出，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建立标准、做好监管、引导舆论。

　　马军也认为，本该各个主体与环节承担的成本让环境与社会承担了，这造成了当前“垃圾围城”的现状。

　　一系列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的政策出台，给固废领域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更大的挑战。

　　受访专家表示，企业要绿色设计和生产，提高产品可拆解性、可回收性。

　　公众在“无废城市”的建设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固体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生活垃圾，已超过了工业建筑垃圾。马军表示，生活垃圾处理涉及千家万户、不同的生活方式，是目前最难处理也是最欠缺的。

　　“从垃圾分类到减少一次性塑料品使用等绿色消费行为，都离不开公众的深度参与。公众绿色消费行为可倒逼企业从设计和生产阶段减少废物的产生，此外，公民可作为监督方，推动管理机制的完善。”马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