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用天圆地方的理念建造了无数寺庙宫殿，这些震撼人心的大型木建筑群是如何建造的？它们与西方古建筑的营造法式有什么不同？请听清华大学建筑系王南在“一席”演讲上解密中国古建筑的营造密码。

　　这本北宋时代的书，像天书一样难以读懂

　　1925年，梁思成24岁，他当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念建筑专业。这一年，他的父亲梁启超给他寄来一本书，是北宋李诫写的《营造法式》。

　　中国古代的建筑向来靠口传心授，很少写成书，所以能够传世的古建筑专著可谓凤毛麟角，而《营造法式》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

　　梁思成收到这本书的时候，就像得到武功秘籍一样，非常开心。可是接下来却是巨大的反差，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像天书一样难以读懂，因为那是北宋时代的书。

　　这件事在梁思成心中埋下了一粒种子，他特别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古建筑来破译这本“天书”。

　　1930年，梁思成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古建筑的学术机构。1931年，梁思成任法式组主任，通过对古代建筑实例进行调查、研究和测绘，试图破译古建筑的营造密码。

　　由于《营造法式》这本书创作于北宋时期，所以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就在中华大地上遍寻唐宋辽金时期的古建筑。应该说，梁思成非常幸运，1932年他第一次进行古建筑考察，就发现了蓟县的独乐寺观音阁。

　　这座楼阁建于公元984年，是一座辽代的楼阁，而且唐风犹存。用梁思成的话说，这个建筑最有特色的是，它的外观酷似敦煌壁画里的唐代楼阁，如果是一位熟悉敦煌壁画的人骤见此阁，就像身临极乐净土一样。

　　这座建筑更精彩的部分是它的室内。它其实是为一个高16米的观音巨像量身定做的楼阁，信徒首先可以在楼阁的底层仰视观音，然后中间有一个暗层，可以绕着观音的腰部一圈。最后来到顶层，可以近距离地欣赏观音的真容，非常震撼人心。

　　梁思成对这座建筑进行了仔细的测绘，随后用两个月的时间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考察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在这篇考察报告中，梁思成画了一大批精美的图纸，有巨幅的水彩渲染图，还有成百上千个建筑构件的剖面图。其中，独乐寺观音阁的斗栱就有24种之多。

　　在梁思成的古建筑考察生涯中，最惊险的一次是应县木塔的测绘。应县木塔有67米多高，是当今世界现存的最高的木结构建筑。在它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辽代，它的地位相当于如今上海的东方明珠。

　　这座塔雄浑，有力，很像金庸《天龙八部》中萧峰所具有的契丹人的气概。塔的外观是5层，内部加上暗层其实有9层。

　　梁思成和他的得力助手莫宗江两个人，花了两个星期把每一层塔都测量完毕，最后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是塔顶和十几米高的塔刹。据莫宗江后来回忆，他们两个人从塔刹基座一个维修用的小门走出去，来到了塔顶。本来这个塔刹的顶上有8根铁链拴着塔顶的八个角，防止大风把塔刹吹走。但由于年久失修，这些铁链都耷拉下来。梁思成居然就握着冰冷的铁链双足悬空爬了上去，莫宗江一看，只好硬着头皮也跟着爬上去。他们两个人就把塔刹也测量下来。

　　梁思成同时代有一位学者叫傅斯年，他有一句名言形容考古工作，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梁莫二人测绘应县木塔，真的就是“上穷碧落”，而且他们真的是冒了“下黄泉”的风险。

　　1937年，他们终于在佛光寺发现了唐朝建筑

　　林徽因也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在梁思成绝大部分的古建筑考察中，她都是同行者。而且，即便是爬梁上柱这样的危险工作，林徽因也是巾帼不让须眉。他们两个人曾经一起登上天坛祈年殿的屋顶，所以林徽因特别自豪地宣布，自己是古往今来第一个登上天坛屋顶的女人。

　　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林徽因遗憾地错过了应县木塔之行。可是身在北平的她也没闲着，她对梁思成和莫宗江的测绘工作进行了一次“现场直播”。1933年10月7日，她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测绘工作。

　　冒着生命危险测绘木塔的梁思成在给林徽因的家书中这样写道：“今天正式地去拜见佛宫寺塔（即应县木塔），绝对的Overwhelming（无法抗拒的），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以及不知名的匠人。”

　　这对研究古建筑的伴侣虽然相隔两地，但是默契十足。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心中对中国古建筑一生不渝的爱，正是他们之间的情感最牢固的基础。

　　梁林考察古建筑的黄金时刻发生在1937年6月至7月——他们二人和莫宗江、纪玉堂组成的调查队，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唐代大殿。

　　在此之前，同样对中国大地进行了广泛而长时间调查的日本学者已经断言，中国大地上没有唐代木结构建筑，没有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如果想看唐朝建筑，必须去日本。

　　这种断言对中国营造学社的每一位成员都是一种刺激。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许许多多两宋辽金的木构建筑，但就是没有发现唐朝建筑。然而，历史就是这么巧合。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前夕，他们终于梦圆佛光寺，发现了唐朝建筑。

　　在1937年7月7日这一天，梁思成向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发去一封电报，汇报了发现唐代建筑这个特大喜讯。

　　发现佛光寺唐朝大殿有一个小插曲。他们一行人见到这座大殿时，发现它的外观斗栱雄大、广檐翼出，一派庞大豪迈之象，一望而知是唐末五代之建筑。这是他们根据多年来的考察以及看了很多文献获得的经验，可是找不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这座建筑是唐朝的。

　　这时林徽因立了大功。因为她是远视眼，她发现大殿的梁底下隐约刻着字。于是，大家赶紧搭起脚手架，用布擦去梁底下的千年尘垢，终于看到了梁下题记。把这些题记和殿前经幢上的碑文互相印对，最后发现，这座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57年——佛光寺大殿确凿是唐代建筑无疑。

　　不仅如此，大殿内还有35尊唐代的塑像，有面积很大的唐宋壁画。所以，梁思成把佛光寺大殿称为“中国第一国宝”。

　　高度标准化的设计，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秘密

　　通过对佛光寺大殿、应县木塔、独乐寺观音阁等一系列古建筑的研究，梁思成终于初步破译了《营造法式》的密码。

　　特别是在对独乐寺观音阁的研究中，他发现，这座建筑虽然有成千上万个木构件，居然一共只有6种规格。这说明它有一整套高度标准化的设计，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非常重要的秘密。

　　这个秘密在《营造法式》这本书中是怎么表述的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这个“材”，指的就是标准木材。

　　《营造法式》把这个标准材的断面规定为3：2的比例，让它具有很高的受力性能。并且，这个“材”被分成8个等级，用来涵盖规模大小不等的建筑。

　　《营造法式》里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焉。”这句话简单来说，是指一座木结构建筑浑身上下的各种尺寸，其实都是以材为基本的模数。模数化的设计，是中国古代建筑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比如，中国古代建筑里都有斗栱，像漏斗一样形状的木结构构件叫斗，长条形的像弓一样的木构件叫栱。而所有的斗栱的横断面，其实都是一个标准材，不管它的位置在哪里。不仅如此，所有用来连接斗栱的枋，它们的横断面也是标准材。

　　在古代，标准材占据了一个木结构建筑的绝大部分材料。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标准材可以在一个工厂里大量地生产，然后搬到工地现场进行加工和组装，这样就大大加快了中国古建筑建造的速度。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建造速度的神话。比方，唐长安的皇宫，面积大概3倍于今天的北京故宫，仅10个月时间建成。再比如，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最大的木结构建筑——武则天时代的明堂，长和宽差不多都是90米，高接近86米，比应县木塔还要高，占地面积约4倍于今天的故宫太和殿，这样一座皇皇巨构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了。

　　还有一个例子。唐朝名臣魏徵由于为官清廉，家里连堂屋也没有，李世民都看不下去了，就把皇宫里的一座小殿赐给魏徵。这座小殿从皇宫搬到魏徵的府第盖起来，一共仅仅花了5天时间。

　　中国古代建筑的这种标准化、模数化、装配式，真是多快好省。林徽因后来在给梁思成的著作《清式营造则例》写的序言中说，像《营造法式》这种标准化、模数化的设计，就是中国古建筑的真髓所在。

　　此外，梁思成还做了另一件很有创造性的工作，他把中国古代这种“以材为祖”的木结构建筑和西方古典建筑的营造规则加以比较。他发现，西方古建筑的法式，是以柱子的直径来作为整个建筑设计的基本模数：一座神庙浑身上下的重要设计尺寸都是柱径的整数倍或者分数。所以，西方的柱径和中国古建筑的“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是梁思成先生对世界建筑史的又一大贡献。

　　（整理：徐蓓）